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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封關”狀態也持續數月。 也許是去年以來“修例風波”街頭暴亂余波未了，再加上今年中央政府堅決實施香港國安法，香港一小撮反對派和“港獨”便借機將疫情與政治攪和在一起，屢屢散布荒謬言論，挑撥離間，制造不信任，企圖阻礙兩地合作抗疫及香港國安法的落實。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何建宗先生，近日因公務往返內地和香港，這是他自今年1月疫情暴發后首次來內地。觀察者網借此機會，邀請何老師做了一個簡短訪談。采訪時何老師返港不久，正在家中進行14天隔離，近日已結束隔離期。以下為全文內容。

觀察者網：何老師，您好，您本次往返內地和香港，是疫情發生以來首次嗎？疫情之下行程的變化，兩地通關、疫情隔離、管理有什么異同嗎？

何建宗：從今年1月份以來，我是首次回內地。因為公務需要，我在8月28日從上海入境，隔離以后到了北京、廣東等多個城市，對兩地抗疫策略和措施的差異有很大感受。這些差異與兩地體制不同有很大關系，對于我們研究“一國兩制”的學者來說也很有啟示。

內地抗疫的一個最重要概念，是“閉環”，以嚴密管控、龐大的資源投入和有效的社區力量作支撐。“閉環”的核心要素，是任何人自境外入境以后，從檢測、分流、隔離到結束隔離都不能與社區有任何接觸。我踏入上海浦東機場開始，無論是排隊接受檢疫人員詢問，到采集鼻咽拭子進行檢測，再到機場內上海各個區的登記柜臺，最后分派到隔離酒店，整個流程都與外界或社區零接觸。上海人辦事專業，個別城市對港澳入境人士過度反應的態度，也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中央在疫情初已定性為阻擊戰，因此整個抗疫工作都強調集中所有組織和資源，統一調度；所有民眾都必須服從指揮。當一個地方出現疫情時，中央也會調動其他地方的力量去支援。武漢能在一個多月內把疫情控制住，就是全國支援的最佳例子。

反觀香港，我們未能如內地一般實行閉環管理，也沒有像內地那樣強大的社區力量去執行嚴厲的封鎖措施。我們的居家隔離是可以與家人同住的，他們可以自由外出，訪客也可以自由出入。

因為去年“修例運動”余波未了，香港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較低，也曾發生惡意抹黑內地支援香港醫護人員的劣行。但無論如何，特區政府沒有法理依據、也缺乏社區資源去執行像內地一樣的閉環措施。

可能內地民眾也必須認識體制上的一些差異：用內地的視角來看，香港處理疫情有點拖拉，未能清零；但以香港比較接近西式的治理模式來看，現在每天十個左右病例，包含本地和輸入個案，與西方國家比已經是很好的成績。從這個角度看，如果強求香港長期實現病例清零才可以與內地通關，或許并不切實際。只要我們認為檢測結果是科學的，我想憑陰性檢測結果往來內地與香港應該沒什么問題。

香港于2月8日起正式“封關”，內地抵港人士須接受強制檢疫14天；稍早前的通知是強制隔離措施延長至10月7日。

觀察者網：您這次在內地轉了好幾個城市，參加了什么項目或活動嗎，交流情況如何？一圈轉下來，有沒有較深的感受？

何建宗：我主要是來參加一些有關港澳問題的會議，到訪了幾個大學，講講香港國安法實施后的最新情況；另外，在廣州參加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屬下的“內地港澳青年學生之家”舉辦的大灣區青年活動。

頂著疫情往返兩地，最大的感受就是，內地在疫情控制方面可以做到收放自如，但香港是收得慢、放得也慢。這次內地朋友跟我說得最多的，便是為什么現在內地幾十天沒有本地病例、但香港還是繼續對我們執行2月以來的來港檢疫14天的措施。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是說不通的。把現在內地的抗疫成績跟今年2月份相比，或者跟當前歐美國家的情況相比，都不可能得出風險程度一樣、同樣需要隔離14天的結論。

觀察者網：那您返回香港后，還是需要隔離流程吧？此前，香港約有180萬市民自愿接受核酸檢測，稍后林鄭稱第三波疫情已得到控制。其實，關于核酸檢測引發不少紛爭，其中更冒出荒謬傳言，不知您現在回頭看這波疫情的處理過程，有些什么感觸？在內地，人們分析美國疫情防控問題時，時常會指出社會的反智主義和政治干擾因素，您擔心類似狀況在香港也出現嗎，或者說出現醞釀這些情況的土壤？

何建宗：我現在正在香港居家隔離，還有幾天就結束了，所以是實地了解了兩地抗疫措施的差異。香港的檢疫人士首先是自己坐公交回家的，檢疫期內需要帶電子手環，手環與手機的APP連接，如果離開住所的話，理論上系統是可以偵察到的。但由于香港沒有社區力量去執行檢疫，只能靠政府人員抽查，所以基本依靠檢疫者自律。

香港也有像美國那樣的民粹主義，有共同點也有差異。共同之處是，兩地都有人罔顧事實，將無法控制疫情的責任推卸給中國內地。事實上，從2月開始已經沒有內地游客可以去美國，過去半年通過內地關口輸入香港的個案是零。我過去的文章中經常說，抗疫要做到科學為本，避免“仇恨為本”和“驚嚇為本”，但很不幸的是，香港和美國都有借著抗疫散布仇恨的情況。只不過兩地的差異在于，香港人對內地的了解始終比美國人深入得多，內地支援隊的專業和出色的表現也使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

觀察者網：8月，澳門和珠海、廣東全省陸續恢復兩地自由行；9月23日起內地恢復辦理澳門自由行旅游簽證。說實話這很難不讓人想到香港的狀況，同為特區，同樣是內地居民旅游觀光的目的地，近年來、尤其是去年修例風波到今年疫情，香港旅游業打擊頗大，整體經濟狀況也大不如前，一方面對比港澳防疫反應，另一方面是后疫情時代的經濟產業發展，您如何看待港澳兩地的差別？未來香港在這些方面的前景預期如何？

何建宗：毫無疑問，澳門的抗疫成效比香港好，至今只有46個案例。澳門地方和人口都較香港少，市民同質性較高，政府在抗疫中占主導地位，威望也更大，并且在疫情初期就與內地專家比如鐘南山院士合作。相較而言，香港政府比較弱勢，抗疫由專家主導，但他們對內地了解有限，傾向于不惜代價限制市民活動的方式來壓低病例，策略相對被動。誰都明白督促市民留在家中不要聚會，永遠不會錯，問題是抗疫必須做到真正能收能放，在醫療資源充足的前提下，盡快讓市民恢復正常生活。

其實，粵港澳健康碼談了很久，一直是只聞樓梯響。我最擔心的，是以香港的抗疫進展，很可能在兩地部分通關數星期以后，內地或香港又在秋冬季迎來新一波疫情而重新封關。香港和內地體制不一樣，只要我們相信檢測結果的準確度，強求一個地方在數據上長期清零才能通關，似乎不切實際。

早在7月，香港旅游業者前往政府總部外請愿，呼吁政府盡快推出“健康碼”。圖自港媒

觀察者網：前面聊了疫情相關話題，接下來想向您請教香港近來的政治討論。首先當然是嫌犯棄保潛逃問題，本來應該是罕見情況，如今卻時常見諸報端，部分嫌疑人成群結隊逃走，還有人在網絡為此“聲張合理性”，不得不令人懷疑是否會損害香港司法的權威及外界對其信心？

何建宗：這批犯人首先是逃犯，所犯罪行包括制造炸彈等重罪，不是正當守法的社會運動參與者。部分香港媒體、政客和市民到處聲援他們，甚至鼓勵家屬控訴特區政府，完全是顛倒黑白，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能支持這批人潛逃。這些逃犯中有觸犯國安法，也有觸犯其他法律的。我相信，經過這次事件，日后法官在批準與“修例風波”有關的疑犯保釋申請時，會更加審慎。

觀察者網：其中一個狀況是，不少嫌疑人逃往臺灣，近期也傳出消息稱這些人到了臺灣后音信全無，其實從去年以來港臺之間頗多矛盾，不知您對此有什么想法？

何建宗：臺灣借香港刑事案件進行炒作政治的情況，近來有惡化趨勢。比如，促使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的謀殺案主角陳同佳，在表達愿意回臺自首后，臺灣當局無視過去曾與港方移交疑犯的具體經驗，用各種借口為疑犯的自首行為設置障礙。

一些因修例暴動被控而逃亡臺灣的疑犯可以獲得臺當局收留，而在臺灣發生的謀殺案的主犯愿意回臺受審卻受到諸多刁難。這對于一個標榜法治的社會而言，是極大諷刺。我相信，如果這種政治操作持續下去的話，也將引起臺灣民眾的反感。

觀察者網：日前，香港教育界的行動也引發關注。首先是，通識教科書刪改“三權分立”等內容，為此林鄭公開表明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我們比較感興趣的是，此事有望成為香港教育改革起點嗎？一是組織架構，其實內地民眾也逐漸了解到，香港教育局、考評局、教協等各部門間的統籌協調甚少，教育局權限有限，“教協”內部、學校教師中不少是泛民甚至港獨，比如近日教育局稱正在制定國安法相關教材和課程，能有效落地嗎？二是教育政策，未來改變的突破點是什么，如何推動？

何建宗：有關“三權分立”的討論，我覺得香港社會普遍對基本法認識還相當有限、甚至浮于表面。如果要正本清源，需要有更好的準備和論述。“三權分立”論在香港根深蒂固，是很多教科書的內容，不少終審法院判詞也提到過，因此我提議要有更充足的法理、歷史和政治學資料佐證來進行駁斥，無需操之過急，更應該避免演變成罵戰，讓反對派人士乘機炒作。

至于國安法教育，這是法定要求，因此特區政府沒有做不做的選項，只有在如何開展教育方面進行研究。教育局親自制定教材很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將其上升為指定教材，而不是讓老師自由選擇用不用、教不教。

至于通識教育，主要是幾大問題，比如作為升大學的必修科目，缺乏指定教材，以及讓年輕人過早接觸政治等。我覺得，把必修科改為選修科的話，改動太大，影響課程完整性和大學錄取制度。要改善的話，應該在保留必修科的前提下，由教育局制定指定教材，并將政治類比較敏感、容易誤導青少年的部分單元取消，例如“今日中國”，并減少通識科課時，以語文和科學知識訓練代替。最近，有智庫提出將通識科的評級改為合格與不合格，這也是可行方向之一。

【采訪、整理/朱敏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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