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消失在中國的物種(第二彈)
10.庫頁島鱘
Acipenser mikadoi
國內分布;圖們江流域
最后記錄;20世紀80年代?
庫頁島鱘是一種生活在北太平洋亞洲海岸的大型鱘魚,體長最大可超過2m,分布于俄羅斯遠東、日本北部以及朝鮮半島東海岸等地。1892年由旅日的德國動物學家弗朗茲·希爾根多夫(Franz Martin Hilgendorf)依據來自北海道的標本命名,其種加詞“ Mikado ”源于日語的“ミカド”,漢字寫作“帝”或“御門”,為日本天皇的尊稱,故庫頁島鱘又名為帝鱘。
關于庫頁島鱘在我國境內的分布仍存有爭議,該種似乎常在小型河流入海口形成的海灣附近覓食。朝鮮魚類學家韓溢洙1965年發表的〈圖們江魚類分布調查報告〉稱,漁民有時可在江口附近捕到鱘魚,不過并沒有明確具體種類。直到1972年由金利泰編著的《朝鮮淡水魚類志》一書,才首次確認庫頁島鱘的分布范圍涵蓋圖們江入海口一帶。
2011年 科學家在維雅克圖河上游捕獲的成年雄性庫頁島鱘,長約170㎝,重26㎏
薩哈林島上的鱘魚產卵場曾被認為已經消失,直到2010年7月由土著獵人重新發現。由于氣候惡劣,這一族群的產卵期要晚于生活在亞洲大陸的群體,時期上也更加短暫。
盡管琿春市最南端的防川村距日本海最近僅有15公里,但卻并不在河口漲潮影響范圍(7-10公里)之內,因而很多生活在河口咸淡水區域的汽水魚極少會進入我國境內。通過走訪琿春當地居民和老農得知,50年代以前江中漁民仍能偶有捕獲鱘魚,之后便罕有聽聞,另有指80年代曾在吉林境內采集過一尾標本,可見庫頁島鱘在我國應屬于一種記錄不多的邊緣分布物種。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種江海洄游性魚類,位于圖們江以北不遠處的蘇昌河(Suchan)是庫頁島鱘已知的僅有幾處天然產卵場之一,至于歷史上該種是否會進入圖們江上游繁殖,仍然是一個待解的謎團。
由于分布狹隘及過度捕撈等因素,早在20世紀40年代,野生庫頁島鱘資源即已面臨枯竭的危險,年產量只有0.6~0.7噸。雖然在1983年被列入蘇聯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嚴禁任何捕撈,但未能遏制住種群減少的趨勢。90年代至今,已知的庫頁島鱘產卵場只剩下錫霍特-阿林山脈東側的圖姆寧河(Tumnin)及薩哈林島上的維雅克圖河(Viyakhtu)兩處,且每年的洄游規模僅有幾十尾,種群已處于嚴重岌岌可危的境地。
▽ 拍攝于吉林的庫頁島鱘標本,采集時間不詳,可能在上世紀80年代,或許是該種在國內僅有的記錄 @ 《中國淡水魚類原色圖集 3》
而在我國,近年來庫頁島鱘尚未有任何實證報告,造成該種消失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與各種人類活動有關。除了水利設施建設的影響之外,90年代初的水質監測發現,由于每年接納大量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圖們江干流已成為吉林省水污染最嚴重的河段。周邊地區的金礦開采,不僅導致尾礦污染,同時會破壞天然河床生境,嚴重影響魚類生存和洄游。再加上庫頁島鱘原本數量并不多,隨著環境的巨大改變,目前該種在中國境內生存的可能性已極為渺茫。
11.赤頸鶴
Antigone antigone
國內分布;云南西部和西南部
最后記錄;1986年
赤頸鶴是全球15種鶴類中體型最大的一種,翼展達2.5米,站立時身高約1.8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飛行鳥類。
成年赤頸鶴身體呈灰色,上頸部和頭部為鮮艷的紅色,頭頂有著白冠,飛行時可以見到黑色的翼端。分布于印度北部、東南亞及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州,常結2-5只小群活動,以長喙在淺水中尋覓各種魚類及小型無脊椎動物。
印度 北方邦 稻田邊緣繁殖的赤頸鶴
由于傳統中被視為一種神圣的鳥類,印度農民很少傷害赤頸鶴,2018年夏季的全印野生動物普查共記錄到15938羽赤頸鶴,約占全球種群的70%以上 @ 印度時報
有關赤頸鶴在中國分布的最早證據,來自蘇格蘭動物學家約翰.安德森(John.Anderson)1868年和1875年從中緬交界處的高黎貢山采集的2件標本。值得一提的是,受雇于加爾各答自然博物館的安德森,曾參與了兩次由英印殖民地政府組織的滇西聯合考察隊(1868年和1875年)。這次探險是西方學界第一次對滇西南動物的系統采集和調查,約翰.安德森也成為首位在云南境內收集大量動植物標本的近代學者。
建國后,各項社會事業百廢俱興。50年代末由昆明動物研究所組織的第一次動物資源調查隊,于1959年3月及1960年2月先后在西雙版納州勐臘縣境內采得2只雄性赤頸鶴標本,并首次確定該種會在我國境內繁殖,其在傣語中叫做“諾坑”。自此以后隨著社會調查的深入,針對地方群眾的訪問顯示,耿馬、云縣、盈江、瑞麗等縣市也有著赤頸鶴棲息,常見于晚稻收割后的農田或爛壩塘附近。
▽ 上圖拍攝于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北部的 Bromfield 沼澤,曾經像這樣在夕陽下歸巢的鶴群幾乎在滇南各個壩子隨處可見,但如今只剩一些老人還留有模糊的回憶 @David Stowe
赤頸鶴歷史上在中國境內數量眾多,當英國滇西探險隊于1868年3月初駐扎在海拔3300英尺大盈江畔的蚌西村時,曾遭遇大群赤頸鶴向緬甸境內的河谷飛去。根據安德森的描述,大約由60只個體組成的龐大鶴群呈“V”形越過山口,鳴聲震徹長霄,時而改變隊形,顯得極為壯觀。據他推算,至少有10群以上如此規模的赤頸鶴遷移時經過蚌西,意味著僅這一地所見到的赤頸鶴總數應不少于600只。
而這僅僅是過去赤頸鶴如此豐富的一種體現。據當地村民反映,直到60年代以前,赤頸鶴仍在勐侖、勐捧、勐遮等地偏遠的沼澤地繁殖,數量眾多。但隨著村寨人口持續增加,體型龐大的赤頸鶴很容易成為主要的狩獵目標,再加上對壩塘灘地的農業開墾,導致其棲息生境遭到嚴重破壞,此后該種變得稀少,愈發罕見。1973年8月昆明動物研究所在高黎貢山考察期間,曾于貢山縣海拔3250米的高山沼澤地帶見到一具赤頸鶴尸骸,并收集了部分骨骼和兩枚初級飛羽,也是該種在云南最后幾筆確切記錄之一。
巴基斯坦 納加帕卡(Nagar Parkar)濕地的赤頸鶴
雖然在絕大多數分布國家都受到法律保護,但赤頸鶴仍受到撿拾鳥卵、流浪狗襲擊、農民仇視等因素的威脅。再加上歷史上曾遭到大量獵殺,目前中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野外的原生赤頸鶴種群均已滅絕,而巴基斯坦最后的赤頸鶴一度認為在1999年被獵人射殺,直到2012年重新發現一對
90年代有指在紅河州藤條江流域靠近中越邊境地區見到8只赤頸鶴,并打死其中1只,不過并沒有得到證實,北越境內的赤頸鶴同樣已消失多年。而在云南最后一次見到赤頸鶴是在1986年冬天,迪慶州中甸縣藏民在高海拔的納帕海濕地捕獲一只雄性赤頸鶴幼鳥,并送至楚雄動物園飼養。這只雄鶴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境內最后一次確認發現赤頸鶴,懷疑由緬甸境內漂泊而來,后1999年死于昆明圓通山動物園。
12.熊氏鹿[存疑]
Rucervus schomburgki
國內分布;云南西南部(大盈江河谷 )
最后記錄;1868年(?)
熊氏鹿是一種身型優美的鹿類,以雄鹿極為壯觀的鹿角而聞名,一對鹿角最多達33處角叉,仿佛是一頂巨大的王冠或燭臺,被譽為“東南亞最美麗的動物”。已知該種生活在泰國中部的平原地區,尤其在曼谷附近的湄南河谷最為眾多。許多文獻稱19世紀末熊氏鹿在泰國數量“極為豐富”,但這很大程度上來自市場上發現的大量鹿角,并不能佐證野生種群的繁榮。
▽ 愛丁堡的蘇格蘭國家博物館展出的熊氏鹿角,由于角型多岔優美,受到收藏家的歡迎,目前全世界博物館和私人收藏中共有490只鹿角,但只有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1件完整的剝制標本 © Matthew L. Miller
可以確定的是,隨著19世紀末鐵路網的建設,導致沿線狩獵等人類活動日益增多。再加上商業化大米種植的興起,河谷平原大片洪泛濕地被開墾為稻田,嚴重破壞了熊氏鹿的棲息生境。據記載,1924年在曼谷市場上見到的熊氏鹿角已經十分稀少,野外已知最后的個體1932年在泰國西部被獵人射殺。
一般認為熊氏鹿是泰國的特有物種,不過有早期報告提及曼谷市場上交易的鹿角來源,許多是當時屬于暹羅屬國的老撾及撣邦地區。由于從未有西方學者或探險家在野外觀察過該種,現有資料大多來自二手傳聞,難以確定野生種群的習性及狀況。據獵人報告稱,野外最后觀察到的幾頭個體常與坡鹿(Rucervus eldii)混群活動,考慮到雄鹿大而復雜的鹿角,不利于在茂密的森林中生活,相信其自然生境應是一類開闊的沼澤草原環境,與坡鹿習性類似。
有關熊氏鹿在中國存在的實物證據僅有一張鹿皮,由動物學家約翰.安德森(John.Anderson)在1868年購自云南盈江當地市場[原文注為1878年,疑似筆誤],收藏于加爾各答博物館。另外在1991年,聯合國農學家 Laurent Chazée 在老撾北部的豐沙里省一處中藥店中見到一對熊氏鹿角,來源不明。已知豐沙里省和云南接壤,平均海拔高于1000米,地理上屬于云貴高原向南的延伸部分,與西雙版納州山水相連,亦是該物種最近一次可靠報道。
▽ 柏林動物園飼養的熊氏鹿,捕捉自沙拉武里府野外。1899年7月19日由暹羅運達德國,1911年9月7日因老邁而死亡,亦是原產地之外最后的個體。
位于橫斷山脈西南端的盈江、耿馬一帶的河谷盆地,是我國少有具備熱帶洪泛平原生境的地方,其獨特的氣候及水文條件,成為許多瀕危物種的家園。從環境上看,大盈江河谷及南汀河兩岸的沖積平原與蘆葦濕地,似乎符合熊氏鹿對生境的要求,當地亦是稀有的豚鹿(Axis porcinus)在中國唯一的分布區域。
安德森在云南市場上見到的鹿皮,究竟是當地草灘最后的殘存,還是通過貿易古道由泰國輾轉販賣而來?是否意味著歷史上熊氏鹿的分布范圍一直延伸到伊洛瓦底江上游河谷?而這一切的答案,隨著全世界最后一頭已知的圈養熊氏鹿于1938年在湄南河口的沙沒沙空府(Samut Sakhon)一處佛寺被一名醉漢殺死,或許將成為永遠的不解之謎。
13.恒春盲蛇
Argyrophis koshunensis
國內分布;臺灣南部?
最后記錄;1916年
恒春盲蛇又稱高雄盲蛇或恒春亞盲蛇,身長約25-30㎝,背部呈棕色,是臺灣原產體型最大的一種盲蛇,原屬于盲蛇科盲蛇屬(Typhlops),后在2014年根據分子檢驗結果被重新歸類為新的亞盲蛇屬(Argyrophis)。
該種的模式產地位于臺灣南部的恒春半島,僅有的3件標本均來自于屏東縣,且自日本爬行動物學家大島正滿于1916年發表命名以來再無記錄。推測恒春盲蛇可能棲息在林地表面的腐殖層或地下穴居,故而不易發現。
多年來的野外調查從未見過該種,有臺灣學者認為恒春盲蛇很可能系誤定,或并不產于臺灣。所以有關恒春盲蛇的更多信息,還有待繼續研究
14.吐魯番鱥
Phoxinus grumi
國內分布;新疆東部(吐魯番盆地)
最后記錄;1966年
吐魯番鱥是一種小型的鯉科魚類,身長約5-12㎝,身形側扁,體色褐暗,體側發育有明顯的暗色縱帶,1907年由沙俄地理學家列夫·貝爾格(Lev Berg)發現命名。已知該種為吐魯番盆地特有種,見于盆地邊緣一些相對陰涼的河溝徑流生境。
作為典型的內陸封閉型盆地,吐魯番盆地被眾多高山包圍,遠離海洋,自古以“火洲”之名著稱,氣候具有高溫干旱和多風的特點。據統計,托克遜縣的年平均降水量不足7㎜,而鄯善縣年降水量也只有26㎜,但全境年蒸值卻高達3400~5300㎜,獨特的地理環境,使得吐魯番成為我國降水最少、最為干旱的地區之一。
據史書記載,吐魯番盆地早在公元前即有墾植農業的存在,但由于生產力落后,至解放初期,整個地區的耕地總面積只有不足一千三百公頃,農業用水主要采用自然溝谷灌溉,地表水存在富裕,坎兒井只作為季節性補充水源。隨著新中國成立,得益于各級人民政府秉持鼓勵農業發展的政策,為后續的經濟恢復創造了基本條件。但在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的吐魯番地區,許多荒地被不合理的開發,由此造成農業用水量逐年增長,用水結構不合理,地下水超支嚴重。
▽ 罕見的吐魯番鱥生態照,不過請注意,圖中個體并非活體,而是標本擺拍 © 《中國淡水魚類原色圖集 3》
至2011年時,僅吐魯番市的耕地面積已有約6萬公頃,另有超過9.5萬公頃的林地。大量缺水的新增土地,導致水資源利用已嚴重超過自然承載能力。再加上地表徑流主要來自西部和北部山區的冰雪融水和山區降水,全球變暖導致冰川消融加劇,僅存的河流也在不斷萎縮中,水資源已面臨枯竭的嚴峻危機。
已知吐魯番鱥自1907年首次描述以來,到1964年由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及新疆當地科研院校組織的北疆魚類聯合考察中才被再次記錄,一方面是由于該種體型較小,常被忽略,另一方面也凸顯出其生境的隱匿,常棲息于沖溝底部,陰涼而富含氧氣的流動水體中,故不易發現。
1964年的調查在鄯善縣的連木沁、吐魯番市的大草溝、葡萄溝等共采到189尾標本,可見當時吐魯番鱥的數量一度極為豐富。但近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目前以上地點均已轉化為重要的葡萄產地,天然植被破壞殆盡。隨著吐魯番地區對水資源的需求不斷擴大,幾乎所有地表徑流都被各種形式的利用,以及水污染嚴重,推測野外已不再存在任何潛在的棲息生境,考慮到自1966年以來迄今沒有采集到任何吐魯番鱥標本,近年來的多次調查同樣未能發現。相信這種我國特有的干旱區魚類,如今極有可能已經滅絕。
15.黑兀鷲
Sarcogyps calvus
國內分布;云南中南部
最后記錄;20世紀70年代?
黑兀鷲是一種大型的舊大陸猛禽,為黑兀鷲屬下唯一一個物種,又稱為亞洲王鷲。成鳥的頭頸裸露,兩側各有一個下垂的巨大肉垂,為鮮艷的橘紅色,全身體羽亮黑色,飛行時可見翼下明顯的白色橫帶,野外識別并不困難。
▽ 2010年1月攝于印度拉賈斯坦邦沙漠國家公園
© Richard Stern
該種歷史上曾有著相當廣泛的分布,包括整個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從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口一直延伸至馬來半島,常棲息和活動于海拔2500m以下開闊的低山丘陵、農田耕地及半沙漠地區,亦可見于茂密的森林地區,常單獨或成對活動,偶爾也結小群覓食。
有關黑兀鷲在我國分布的科學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1908年11月至1910年4月間在滇西騰越廳(今騰沖)收集標本的晚清海關外籍雇員阿爾伯特·皮雄(Albert Pichon)。據他描述,黑兀鷲在騰沖平原十分常見,但只在夏天出現,冬季時或因食物匱乏而遷離,常成群站歇在高樹上,亞成鳥同成體并不混群。
五六十年代的考察中,我國學者相繼于西雙版納、普洱、臨滄、保山和德宏等地州錄得黑兀鷲的存在,最遠于云南省中部的景東縣董家山獲得過標本,反映該種在中國的分布并不只限于偏遠的邊境地區,遠至內陸也偶有發現。
▽ 柬埔寨北部,進食牲畜尸體的黑兀鷲群 © Martin Hale
解放初期的調查顯示,黑兀鷲似乎并不罕見,常見單獨個體在村鎮附近的大樹上停歇,50年代末的滇西南地區鳥獸資源調查隊甚至在勐臘縣城之外見到該種,并采集到一件標本。因專食腐肉,當地人稱其為“黑臭雕”,尤其多見在屠宰場附近活動,伺機覓食廢棄物。
不久后,隨著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全國供銷合作體系的建立,一個上下互連、縱橫交錯的全國性流通網絡很快形成,許多原本物資交通不便的偏遠山區也被納入其中。遍布鄉間的供銷社不僅為附近村寨提供了購買餌藥、鳥槍、套索等狩獵用具的平臺,同時還解決了銷售渠道的問題。再加上當時人民政府大力組織社會各行業展開生產運動,鼓勵社員進山創匯,一時間造成狩獵強度空前嚴重。
雖然黑兀鷲并非傳統的獵物目標,當地群眾亦厭惡其食腐的習性而很少接觸。但與其共生的大型食草動物卻因此遭遇嚴重獵殺,種群數量銳減,導致野外尸體愈發罕見,繼而影響兀鷲的食物來源。1961年后的調查很快發現,云南境內的黑兀鷲開始逐漸減少,并從許多地區消失。再加上當地村民和狩獵隊為消滅虎豹等大型猛獸而投放的毒餌,也不經意間消滅眾多食腐的禿鷲群,70-80年代的數次考察中即再沒有發現該種。
▽ 50年代滇西南地區鳥獸資源調隊自西雙版納州勐臘縣采集的黑兀鷲,現藏于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 國家動物標本資源共享平臺
考慮到黑兀鷲迄今已半個多世紀未有可靠記錄,以及鄰近的緬甸最近只在撣邦南部記錄到極少數個體,其余地區的黑兀鷲種群業已消失多年,重新擴散至云南的可能性極抵,相信該種已在我國境內絕跡。
16.秭歸桃花水母
Craspedacusta ziguinensis
國內分布;湖北秭歸縣長江沿岸幾處水潭
最后記錄;2003年?
桃花水母屬是一類廣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溫帶地區的淡水水母,多生活在與河流隔絕的小水潭、小溝渠或人工水池中。全世界已記述的桃花水母共有11種,除了產于日本的伊勢桃花水母(Craspedacusta iseanum)之外,其余種類均見于中國境內,并有9種為我國特有種。
不過,關于桃花水母屬的分類依舊存在很大爭議,有國外學者利用現代技術比較了世界各地桃花水母的COI及ITS基因序列,其結果認為僅有索氏桃花水母、中華桃花水母及伊勢桃花水母等三種為有效物種,其余物種大多為索氏種的亞種或地理族,達不到構成獨立物種的差異。然而該說法尚未得到國內外學界的一致認同,有關我國桃花水母的分類現狀,仍需進行更加全面的系統性鑒別分類,以確定實際情況。
由于桃花水母生活史具有世代交替的特征,即水螅體和水母體的交替,出現時間一般較短。古人見到它們“桃花開時始見……花落后即無”,又狀若浮在水面的桃花花瓣,因此得名“桃花魚”。早在明朝萬歷年的《歸州志》[今秭歸、巴東、興山](公元1609年)就中關于“桃花魚”記載,也是桃花水母屬在世界上最早的記錄。
盡管當地人很早便已熟知“桃花魚”的存在,但直到1984年秭歸桃花水母才被研究人員確認為一個新種。已知其僅分布于秭歸縣長江北岸的牛臥潭和鴨子潭,每年10月至次年4月均能見到大量半透明的桃花水母漂浮在水面上,并不見于鄰近的其他水體。
據記載,每當桃花綻放,附近居民前往郊外踏青賞花,常以紗網舀取桃花水母,放置家中飼養觀賞,一些個體可在魚缸中生存兩個多月以上。由于產量巨大,桃花水母一度作為秭歸特產,成為當地群眾走親訪友的必備禮品。但由于三峽大壩于2003年6月蓄水,初期水位高達135米,將其全部產地淹沒,自那以后再未有記錄過這種美麗的淡水水母。
▽ 秭歸群眾在淹沒前的鴨子潭舀取桃花水母
此前中科院水生所和秭歸縣環保局曾計劃將部分秭歸桃花水母移植到相鄰的其他水體,包括秭歸縣的永樂水庫、黃家淌水庫、茅坪泗溪及武漢市一養殖場等,試圖通過異地保護的形式搶救下這一珍稀物種。然而由于桃花水母對水質、水溫、酸堿度等均有著嚴格要求,之后再沒有任何后續報道,似乎并未成功。
就在三峽蓄水后的2004年,有指在秭歸縣的九畹溪和興山縣的大峽口河發現大批的桃花水母群,不過未確認屬于自上游遷移而來的秭歸桃花水母。這一物種究竟隨著歸州古城一起淹沒在江水之下,還是靜靜的生活在某一個不為人知的角落?
必須指出的是,1961年發現于河南信陽浉河港的信陽桃花水母(C.xinyangensis),由于其原產地于1963年因南灣水庫修建而淹沒,之后的40多年間沒有發現,曾一度認為可能滅絕,但2002年以后相繼在無錫、蘇州、焦作等地又重新采到。
盡管秭歸桃花水母已知只生活在湖北省秭歸縣長江岸邊的幾處水潭,但可能存在更多潛在的分布地。考慮到桃花水母的水螅體會在惡劣環境下長期休眠,三峽蓄水后可能將休眠體帶到庫區各個角落,再加上其在外型上并無顯著特征,肉眼難以區分判斷。因此關于秭歸桃花水母的境況,仍需更多的調查與研究。
17.高鼻羚羊
Saiga tatarica
國內分布;新疆西北部(準噶爾盆地)
最后記錄;20世紀60年代
高鼻羚羊又稱賽加羚羊,生活在亞歐大陸中部面積廣闊的草原荒漠,是高鼻羚羊屬下唯一的物種,與遠在南非的跳羚(Antidorcas marsupialis)等屬于近親。體長約100-140㎝,肩高60-80㎝,體型與家養山羊相當,外表最顯著的特征在于無論雌雄都擁有一個膨大而隆起的鼻部,有助于過濾灰塵及溫暖空氣,也正是該種得名的原因。
19世紀時,高鼻羚羊廣泛的分布于從基輔周邊的烏克蘭平原到蒙古西部的草原戈壁,末次冰期前甚至曾跨越海峽擴散至不列顛島和北美洲西北部。但隨著過度狩獵和農業擴張,導致近代以來高鼻羚羊種群銳減。至20世紀以后,只在里海沿岸平原、中亞荒漠和蒙古國西北部的幾處不連貫地區尚能見到大群游蕩的高鼻羚羊。
1958年北京動物園從蘇聯中央動物處引進的高鼻羚羊
由于高鼻羚羊性格害羞怕人,容易緊張,并不適合在動物園嘈雜的環境下飼養,因此即便付出很大努力,到1997年時,所有西方動物園飼養的高鼻羚羊均已死亡。至2017年,全球只有中國(1處)、烏克蘭(1處)、哈薩克斯坦(2處)和俄羅斯(4處)等4個國家的8家機構擁有高鼻羚羊圈養種群,并且僅有阿拉木圖動物園對外開放展出。
歷史上高鼻羚羊在中國境內似乎并不罕見,分布在甘肅北部、準噶爾盆地邊緣、北塔山和巴音布魯克山西麓的平原等地,此外還見于天山西南部的伊犁河谷。據牧民回憶,過去生活在新疆的高鼻羚羊種群一部分會定期在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之間遷移,相信我國的高鼻羚羊應同屬于中亞地區的指名亞種(S. tatarica tatarica),而非分布在蒙古國西北部的蒙古亞種(S. tatarica mongolica)。
雄性賽加羚羊的長角自古以來便被視為一味名貴的中藥材,稱之為“羚羊角”,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成書于兩千多年前的《神農本草經》,被認為具有平肝熄風、清肝明目、散血解毒等功效,價格昂貴。然而卻使得該種由于羚羊角的廣泛需求而遭受嚴重獵殺,據稱20世紀30年代,僅新疆一地的羚羊角年交易量就高達5萬對,雖然其中絕大部分來自蘇聯境內,但也凸顯出高鼻羚羊所面對的如此嚴峻的狩獵壓力。
烏魯木齊海關近年來查獲的一批瀕危賽加羚羊角制品,時至今日,即便國內種群已經消耗殆盡,由迷信與貪婪導致的非法野生動物貿易仍在不遺余力的扼殺著中亞,乃至東歐的野生高鼻羚羊
至50年代時,由于長期的戰爭動亂,大量槍支及車輛流入民間,以此引發的狩獵活動更加猖獗,導致新疆境內的高鼻羚羊種群幾乎喪失殆盡,只剩中哈、中蒙邊境附近還能見到少量個體。而之后的墾荒運動,將北疆大片天然草原改造為牧場或耕地,嚴重破壞了高鼻羚羊的棲息生境。再加上邊界圍欄的修建,不僅阻礙了高鼻羚羊的季節性遷移通道,還影響了哈薩克斯坦種群向國內重新擴散的可能。
1961-62年組織的大規模狩獵生產中,只在準噶爾盆地內捕獲到一只雄性高鼻羚羊,或許是我國境內最后一筆確切的記錄。另有指60年代在中蘇邊境的阿拉山口地區見到該種,并兩次拾撿到羚羊角,亦有人稱曾在中蒙邊境的卡拉麥里沙漠深處發現過高鼻羚羊尸骸,同樣未得到證實。已知70年代以后的數次大規模科學考察活動中均未再發現過高鼻羚羊的蹤跡,相信目前野生種群在中國已基本絕跡。
為了讓高鼻羚羊能夠回歸自然,重建野生種群。在國家林業局的領導下,甘肅瀕危物種繁育中心從1988年到1991年間,向后從德國東柏林動物園和美國圣迭戈野生動物園分4批引進16只人工繁育的高鼻羚羊,但到達后只有11只存活,成為目前人工種群的基礎。新疆沙漠研究所在1991年與哈薩克斯坦科學院動物所合作,從野外產仔場捕獲25只高鼻羚羊幼崽并運回國內,但由于各種意外,最后僅剩2頭幸存的雌體空運回阜康荒漠生態站飼養,先后在半年內死去。
▽ 甘肅瀕危物種繁育中心飼養的高鼻羚羊群 拍攝者:劉逸夫
為了改善圈養血統,1997年我國又從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野外引進20頭幼崽,進入我國境內時僅存活5只,最終只有1只雌羚平安運抵武威,并與繁育中心原種群合群,也是中國迄今最后一次向外界獲取種源,此后由于口蹄疫及其他因素,引入計劃不得不擱置多年。
歷經30多年的艱苦努力后,至2017年甘肅瀕危物種繁育中心現有的賽加羚羊數量已達170只以上,渡過種群發展的瓶頸期,已成為僅次于烏克蘭阿斯卡尼亞羅伐(Askania Nova)保護區之外的全球第二大高鼻羚羊圈養種群。
然而繁榮背后的危機依舊不容忽視,由于武威種群的主體血緣來自歐美動物園繁育多代的后裔,且奠基者群體僅有12只。隨著種群數量的穩步增長,近親繁殖導致的遺傳多樣性下降和種群退化等問題日益凸顯,新生個體大多體質弱小,疾病多發,抗病能力弱,暫時難以適應野外環境。目前看來,要讓高鼻羚羊從圈養回到野外,還要走過一個漫長的道路。
18.昆明鲇
Silurus mento
國內分布;云南滇池
最后記錄;20世紀70年代
昆明鲇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鯰魚,僅分布于云南省中部的滇池,身形側扁,全長約20-30㎝,眼小而吻部圓鈍,上頜須較短,尾鰭截形,體色為青灰色,下腹乳白,兩側布有云狀斑紋,曾是原產地一種常見的經濟魚類。
作為一個典型的高原斷陷湖,滇池水域面積約300平方公里,屬西南地區第一大湖。由于長期地理上的隔絕,其生態系統具有簡單而特有種比例極高的特征,歷年來的多次野外調查發現,滇池流域共記載有土著魚類29種,其中10種為滇池特有魚類,另有6種為云貴高原特有種。特有種比例突出,在生物多樣性保育方面具有極大價值。
昆明鲇模式標本 由英國自然學家約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于1904年收集自滇池 現藏于大英博物院
但同時,隨著長期斷絕同其他水體間的聯系,滇池魚類在組成上表現出明顯的簡單性,種類匱乏,競爭壓力小。已知全部特有魚種中僅有昆明鲇一種為兇猛性肉食魚類,幾乎處于滇池食物鏈的頂端。
據記載,昆明鲇棲息于湖岸淺水多水草生境,晝伏夜出,為伏擊型而非追逐性魚類,尤其在晨昏時最為活躍,食物以小型魚類為主。
該種原本在滇池內極為常見,因其肉質細嫩而作為珍貴的食用魚,地方名為“土鯰”。50年代以后由于滇池周邊人口急劇增多,滇池漁政管理部門從1957年起每年投放大量魚苗,用以補充滇池天然漁業資源。盡管這些外來魚苗以草魚、鰱魚、團頭魴等植食性魚類為主,并不會對食物鏈頂端的昆明鲇造成威脅,甚至成為該種新的攝食對象。但隨著其數量增多,滇池原有的水草產量難以維持,許多土著沉水性植物迅速減少或消失,導致湖體自凈能力下降,水污染及富營養化日益嚴重,對生態結構造成了嚴重影響。
建國后采集的昆明鲇標本 現藏于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 國家動物標本資源共享平臺
已知昆明鲇白天通常隱匿在靠近湖岸的水草茂密處休憩,夜晚活躍覓食,很少進入湖心深水區。隨著水生植物分布面積和密度大規模減少和萎縮,不僅損害了其賴以生存的棲息環境,還使得體型較大的昆明鲇直接暴露在裸露的淺水礪石帶,增加了被水鳥及漁民捕捉的風險。
再加上盲目圍墾造成產卵場的破壞,使得對環境抗逆性較差的昆明鲇很快變得稀少,并在同外來魚類競爭時落于下風,無力控制野雜魚的擴張。
已知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昆明鲇一直沒有發現,考慮到滇池水污染愈發嚴重,以及近年來的多次調查均未能記錄到該種,相信它很有可能已經從湖體中滅絕,但仍需進一步的調查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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