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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英特爾等科技巨頭，自上世紀90年代起便開始與人類學家開展廣泛合作，在人機交互設計、全球市場開拓等方面展現人類學的價值。

如今，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人類學家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通過和設計師、工程師的跨學科合作，讓科技避免陷入可能的倫理陷阱。

他們做了哪些事情？未來，他們還可能完成怎樣的任務？

作者 | 張劼穎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人類學通常被誤認為是小眾的、曖昧不明的甚至過于浪漫的學科。人類學經典《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憂郁的熱帶》聽起來也滿懷詩意。

早期人類學家常常被想象成是孤獨又勇敢的冒險家。他們只身深入熱帶島嶼，探索原始部落的奇異世界。而美劇《識骨尋蹤》的流行則讓法醫人類學家形象深入人心，人類學家好像是穿著白大褂、拿著尺子測量人類頭骨的“科學怪人”，又或是在考古廢墟上挖石頭、搜集人類殘骸......

今天的主流人類學已經遠非對原始族群的異域情調式的調查。雖然人類學家還是會跑遍世界的角落，使用實地的田野調查方法，但是研究已經涵蓋現代社會的新現象、新議題，包括數字技術、信息產業等有關科學技術的現實問題。

人類學也非常關注技術對傳統業務、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人類學家項飚的著作《全球獵身》中揭示，大量的印度程序員如何被“全球獵身”系統源源不斷地輸送進歐美各大IT企業；

在《High Tech and High Heels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中，人類學家帶領讀者來到島國巴巴多斯。在這個不為人知的離岸中心，加勒比女性成為了全球信息產業鏈條中的一環；

在肯尼亞，數碼人類學家發現，貨幣的數碼化（如M-Pesa 等基于移動電話的貨幣系統）給那些被排除在銀行業務和小額貸款之外的底層民眾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

看起來“詩意又高冷”的人類學如何應用于商業世界？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猜測一下，在學術機構之外，誰雇傭了最多的人類學家？

答案是：微軟是全球人類學家第二大雇傭者（第一大雇主是美國軍方）。此外，人類學家的雇主名單上還有谷歌、英特爾、蘋果、IBM、惠普、Xerox 、樂高、Uber、MTV、星巴克、奧美……

01

?商業公司為什么需要人類學家？

人類學的看家本領是：通過實地調查、撰寫民族志，深度描述不同國家、族群、行業的人如何理解這個世界，并且按照這樣的理解生活和行事。

你可以把人類學家想象成不同文化或者群體之間的翻譯，或者偵探或者間諜。他們觀察、刺探、詮釋某一個群體的（潛）規則、機制、關系、模式、習慣、常識，以及人的信仰系統、價值觀念和意義世界。

在公司里，應用人類學通過調查得到數據，理解一個特定的社區或者群體，從而可以更好地與他們建立溝通。他們參與到商業的不同階段，從品牌的定位、產品的設計和研發，到用戶調查、市場營銷、策略制定。他們可以幫助設計師、工程師和營銷人員理解多樣化的用戶的行為、需求與意愿。

科技公司聘用人類學家的歷史非常悠久。

早在20世紀90年代，英特爾就邀請人類學家成立“人類與行為研究實驗室”；谷歌曾聘用人類學者探討“移動”的意義，其策略規劃部門的主管Abigail Posner也畢業于哈佛大學社會人類學系。如今，前斯坦福大學人類學教授Genevieve Bell也作為英特爾院士、互動及體驗研究事務總監，帶領了一支一百人的研究團隊，以幫助公司的技術人員更好地理解全世界的電腦用戶，實現英特爾“讓技術與生活緊密銜接”的目標。

人類學最獨到和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它的理論，而是它的研究方法。這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田野工作”。

人類學家使用全景式的、沉浸式的、體驗式的調查方法，到當地去、花一段時間住在那里，參與到對方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就是所謂的“參與式觀察”。

研究你，就變成你，見你所見、感你所感。再加上適時的深度訪談，針對特定的話題或發現向對方展開追問，深入挖掘來龍去脈、緣由、解釋。

這種調查可以說非常奢侈，因為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僅僅是要進入調查環境，讓對方接納你，展露自然真實的狀態本身就不容易——這絕對是一個技術活。

不過，這樣做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收集的信息足夠全面，全面到可以涵蓋對方的社會關系和生活史；足夠深刻，深入到理解他們所秉持的信仰、禁忌、倫理和道德。而了解到這些，就可以理解一句話、一個事件、一個物品、一種行為，對調查對象來說意味著什么。

這就是應用人類學提供的東西：厚數據（thick data）。

02

?人類學家是如何讓數據變“厚”的？

大數據時代，數據不僅要“大”，更要“厚”。

大量的公司并不缺數據，缺的是對數據的有效的解讀。如果不知道數據背后的意義，就無法基于這些數據制訂商業策略。簡而言之：大數據讓我們“知其然”，人類學提供詮釋和解讀，幫我們“知其所以然”。

在厚數據當中，用戶不只是一個數字或抽離出背景的個體。他/她有歷史、有文化傳統、有社會關系、有社會角色、有身份認同、有世界觀；他/她有生活、有顧忌、有渴望、有情感、有懷疑、有畏懼、有不滿，還有道德考量；他/她的日常活動，尤其是消費行為，并不只是基于成本收益、好壞貴賤的理性數字計算。

人類學可以幫助理解用戶頭腦里的想法、行為背后的意義。

在英特爾，人類學家Bell帶領的研究團隊深刻影響著公司的研發方向。例如，這支團隊推動了英特爾的車載技術向可移動多媒體通訊娛樂系統發展。他們是怎樣做的？

Bell團隊首先調查了世界各地的車主，清點他們放在車上的所有物品。調查發現，汽車制造商為了確保安全行駛、減少分心做其它事，提供的車載功能并不完善，所以車主們不得不把一大堆的個人設備帶到車上。

經過分析，Bell的團隊最終發現哪些技術是有價值的，還有哪些嵌入汽車的功能是沒有價值的——它們因此被忽略了。最終，英特爾為捷豹路虎研發未來汽車人機交互、與豐田聯合研發下一代車載信息娛樂系統。這一團隊還曾作出“人將會是終極的移動平臺”的預測，這一洞見推動了英特爾向可穿戴技術和智能空間領域進軍。

人類學對于科技公司而言，不僅僅是市場調查或用戶體驗調研這么簡單。人類學的視角提供著傳統數據遠遠不能提供的價值。它為技術的研發帶來創新視角。

身兼人類學家和軟件開發工程師的Astrid Countee指出，如果我們把“創新”界定為“用更好的想法來滿足現有市場所滿足的東西”，那么人類學家其實一直在創新。因為人類學家常常要把自己扔到不熟悉的環境中，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重拾好奇心，不斷比照他人和自己。

借用中國人類學大師費孝通的話說就是，“我看人看我”。

其結果是，對熟悉的東西陌生化，從而找到自己的盲點和習以為常的東西，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找到與世界互動的新模式。

此處需要提及的一個案例，是人類學家為非洲用戶開發免費短信系統FrontlineSMS。

基于在非洲的深度調研，人類學家Ken Banks發明了一個基于移動電話的免費短信系統FrontlineSMS。它可以讓非洲沒有穩定的互聯網服務的用戶也可以與他人大量交流、獲取實時信息。FrontlineSMS在非洲被廣泛使用——用它做什么的都有——在尼日利亞，有人用它來跟蹤大選選情；在薩爾瓦多，農民用它跟蹤農產品的市場價格。

03

?人類學家與工程師文化

在企業創新的過程中，人類學家與工程師的角色有何不同？我認為最大的區別在于視角。

我在過去十多年里做過一個研究，與城市垃圾有關的。

垃圾圍城是現代城市的一大頑疾，海量垃圾源源不斷每天產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技術致力于更快速、高效地消除垃圾。焚燒技術不斷迭代升級，但污染仍然無法消除。垃圾焚燒廠成了和核電站一樣最不受歡迎的公共設施。

在“如何更快更高效更安全地消滅垃圾”這個問題之前，人類學家會問，為什么會產生這么多垃圾？垃圾是從哪來的？在垃圾進入焚燒爐之前，有沒有辦法減少需要處理的垃圾總量？在其他的社會、文化、時代當中，有哪些方案值得我們借鑒？

工程師致力于解決問題，而人類學家對問題本身發問。人類學另辟蹊徑。人類學家與設計師、工程師合作，會帶來創新，帶來更有人性溫度的技術物。

人類學的價值還在于，為全球化時代提供跨國的文化翻譯。

全球化，一方面讓人類越來越緊密地相互聯結和依存；另一方面，隨著互動越來越密切，我們越來越需要處理多元化、多樣性和差異性。特別在如今，面對病毒和疫情的大背景下，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此消彼長。不變的是對地方文化背景理解的需求，以及溝通的必要。

科技的流動跨越了國家、族群的邊界。然而科技在任何地方的研發、傳播、應用，都需要落地，需要本地化。以描摹和詮釋不同文化作為看家本領的人類學，擅長的正是在不同文化當中作出翻譯和溝通，基于對人性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分辨，找到共識、對話的基礎。

例如，隨著新冠疫情爆發，應運而生的大量健康狀況、行動軌跡與接觸追蹤的技術，在世界各地，由于各個社會當中普遍的生命倫理觀、隱私權等權利觀念不同，對技術的接受度也不同。而技術落地只有和當地的治理系統相適配，才能在公共衛生上發揮最佳效用。

另一個例子，是依托人工智能技術的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NLP）、自動翻譯——即使全部使用中文語言，在內地、港臺和東南亞，遣詞造句的差異極大。此外，還有手勢、肢體語言等，不同文化中對數字、情緒表達的手勢各有不同。

這些誤解都可能導致溝通不暢，甚至觸犯禁忌、冒犯對方。人工智能除了需要學會識別，還需要去創造動作，而這都有賴于首先理解不同文化當中的表情、動作、肢體語言的意義。

十幾年前，在海外大型科技公司在大舉開拓中國市場的時候，也曾與人類學者開展合作。

2008年，英特爾公司上海分部聯絡復旦大學，希望招募一個人類學者，幫助調研在中國——尤其是在農村，用戶有著怎樣的計算機使用習慣。這是復旦的人類學者第一次參與商業活動，可能也是中國人類學家初涉科技領域的用戶調查。

英特爾院士Genevieve Bell自己也來過中國，她的調查發現，中國父母的觀念普遍認為電腦會影響孩子學習、導致分心。基于此調查，英特爾專門為中國設計了家庭型電腦，通過模式分隔與切換，試圖解決這一問題。

翻譯是雙向的。今天中國的科技公司、數字產品想要走出中國，也需要人類學的文化翻譯。

人類學對于科技發展的潛在價值還在于，它是具有警示作用的蜂鳴器。

這一功用基于人類學的調性：人類學將科技視為是一種文化。當然，這絕非否定科技的真實性與客觀性。人類學只是認為，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研發工作也是一種社會行動，也嵌入在具體的社會組織、歷史和文化脈絡當中。

對看起來普遍的、客觀的科技和工程實踐，人類學家特別擅長做的就是跳出盒子，對其進行觀察、比較和理解。

結語：未來可期

當代人類學具有一種天然的批判性。

歷史上，人類學客觀上為殖民服務的（黑）歷史暫且不提。可能部分因為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到了今天，人類學特別具有一種天然的批判性和反思性。

一方面，它關注多元化的族群和文化，對于刻板印象、歧視、排斥特別敏感；另一方面，它的關系性和結構性的視角，特別容易察覺不為人所意識到的權力關系。無論是族群與族群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同時，基于調查，它還常常能夠揭示不公正的機制是如何運作的；此外，如上文所述，它還挑戰了科技對人類所面臨問題的獨家解釋，它跳出盒子觀察、對問題本身發問、探尋新方案。

人類學的批評或許刺耳，但就像蜂鳴器一樣，為人類的平等、安全和尊嚴守衛，詰問科技的人性，讓科技避免陷入可能的倫理陷阱。

雖然在目前人類學的商業應用中，人類學在這個方面的功用尚未真正展開。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科技公司會越來越需要人類學的視角和它作為蜂鳴器的聲音。

只有工程師與人類學家攜手，才能走向真正意義的科技向善。

參考資料

【1】Why anthropology is becoming big business in China by He Xu.Six Tone 2017-06-07

【2】米勒，丹尼爾 。2019， 什么是數碼人類學?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36（4）

【3】Anthropology: Innovation by Another Namehttps://thegeekanthropologist.com/2016/08/12/anthropology-innovation-by-another-name/

【4】英特爾公司的文化人類學家。Michael V. Copeland。財富中文網。2010

【5】吉妮薇·貝爾——英特爾的“未來占卜師”（一）。知IN。2014-02-19

【6】《西部世界》后續，研究人類學能讓 AI擁有靈魂？人工智能觀察 灰灰 2018-6-26

【7】Intel’s Sharp-Eyed Social Scientist https://www.nytimes.com/2014/02/16/technology/intels-sharp-eyed-social-scientist.html

【8】英特爾將人視為終極移動平臺https://searchdatacenter.techtarget.com.cn/9-2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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