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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些保護區工作者就像是戍邊的戰士，雖然做的說不上是多么神圣的工作，但也是一份功德圓滿的工作。”

在青海湖綜合調查植被組出行的前一天晚上，我們有幸獲得了與植被組二組組長孫建青老師交流的機會。孫老師自2006年開始在青海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工作，現任自然保護科科長，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也見證了鳥島至今為止的發展。

初見時，老師身著一條迷彩褲，剛剛從旅途勞頓中得以歇息，但依然用柔和、耐心的語氣解答著我們的問題。他身后的電腦上是暫停著的網課，在我們采訪結束后，他又點開視頻，開始聆聽學習祖國未來生態保護領域的宏偉規劃。

采訪合照，右一為孫老師

01

關于綜合監測

綜合監測的雛形出現于2005年。當時鳥島出現了全國首例禽流感，原來的國家林業局和中科院的四個科研所前來此處調研流感案例，并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對青海湖系統的科學研究和監測工作。

經過兩年的修整和磨合，綜合監測的初步體系于2007年建立，青海湖地區的工作也進一步向生態保護傾斜。

時至今日，青海湖監測體系已經形成了“四固定，三統一”的規范：固定監測樣地、固定監測樣線、固定人員、固定時間；以及統一監測方法、統一數據匯交、統一報告編制。

今年的監測內容包括水鳥監測、植被監測、瀕危物種（普氏原羚）監測和遙感監測4個部分。

孫科長在此特別提到了遙感監測的重要性：“我們正在利用高科技手段將天空和地面監測相結合，意在做到空天地一體的監測體系。利用天上的衛星遙感、空中的視頻監控、無人機等手段對棲息地、植被變化情況和土地面積及利用類型的變化情況做精準的系統監測。在此基礎上，地面監測作為補充，完善了整個監測體系。”

除此之外，近些年保護局還開始了水生態的監測工作，即對湖體的水質、理化指標等進行監測。剛毛藻是一種在鳥島極其常見的藻類，是水體富營養化的后果，而生態環境廳近些年也在給保護局提供資金以進行剛毛藻治理的專項項目。除此之外，管理局還在與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共同完成剛毛藻生理機制的研究，意在建立更為完善的水環境治理和綜合監測體系。

“我們這些監測都有高水平的理論作為支撐。”孫科長自豪地提到，“有中科院、清華等不少大學和科研院所參與到其中。我們保護區管理局也有著海納百川的特點，可以與前來進行科研項目的院所共享成果，也會和前來的科學家們共同參與工作。這樣一來，我們當地的‘土專家’也就慢慢成長起來了。比如信息宣傳科科長侯元生老師，就是在這里自學成才。還有本次‘羊組’的司機王延明，他已經在此工作了十余年，附近所有的鳥類他都認識。在這種‘高’平臺推進科研，我們做出來的事情也就很‘高’。我們的綜合監測報告從07年開始，也變得一年比一年厚。”

信息宣傳科科長侯元生

02

青海湖“國家公園”建設計劃

“根據青海湖大美凈好三年行動計劃，青海湖國家公園建設已納入重要日程安排，我們將努力在2022年建成。”孫科長解釋道，“在我們將周邊區域進行整合以后，就不會再有單獨的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濕地公園和沙漠公園等等，而是會合并成一個保護地，一個牌子一個名稱。國家公園意味著對生態的更強的保護，比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還要嚴格，而且管理的思路非常清晰。它從根本上厘清了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

“以后希望搞生態的就好好搞，在生態空間中發展，進行自然體驗、生態保護、自然研究等，也可以適當涉及生態旅游。生活和生產空間就是搞城鎮化發展，這樣“三生空間”就厘得比較清。”孫科長說。

“但外圍的生活和生態空間是相連的，并不像一條溝，挖過去就過不來。”他接著說，“因為做生態保護的一個原因就是讓當地人‘記得住鄉愁’——我們做生態保護只是一時，真正要從生態空間中獲益的是當地的老百姓。此外，我們還將生態空間分為了核心保護區和一般控制區。在一般控制區中，居民可以進行適度的生產和生活行為；而核心保護區要進行一些國家戰略工程、科研宣教與監測等，總共僅有7項可以搞的活動，要嚴禁一般性的人類活動。”

要建立國家公園這樣一個龐大的體系，管理局必然需要協調多學科多領域的人員共同參與工作。管理局計劃建立青海湖研究院，在這里將各種資源進行管理、監測和評估。這個研究院確實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但大部分事情要做成還是要以與科研院所合作為主。不是說所有東西都囊括在研究院里，它作為一個建立監測體系的機構，為保護地的管理、統籌、協作等做出貢獻。

“以后國家公園會以各種研究為基礎，以管理為主要手段，作為一個研究保護利用，進行有機協調的機構，讓這樣美好的景色和生態保護做到世代傳承。畢竟我們不是為自己服務的，而是為之后的世世代代服務的。”孫科長總結道。

03

社區共管工作狀況

保護區關閉對旅游業的影響

據了解，國家每個月給濕地管護員，草原管護員支付1800元的管護費，但保護區沒有合適的政策給協管員支付管護費，保護區的協管員都是無償志愿的參與工作。

而保護區的關閉對當地旅游業確實造成了影響；這也是一直存在著的前期規劃產生的歷史遺留問題。在當年，建立保護區算是一個搶救性政策，其范圍的界定以及后期工程的規劃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這些局限性必然會影響今天周邊發展的需要。

孫科長解釋道：“我們現在之所以要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就是要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我們自然保護區當時有多種規劃，但這些規劃最終并沒有成功實現‘多規合一’，出現了‘規劃打架’的現象。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在各種規劃間進行整合，成立一個機構，掛一塊牌子，讓各種規劃從根源歸于一體。”

在統一規劃之后，有效進行社區工作也十分重要。而在國家公園建立后，如何與當地的原住民打交道，甚至可能比與政府機構打交道更重要——因為它更具體，也更契合保護區的當地狀況。

對于保護工作來說，社區是最基礎的單元，如果社區工作這一個點能做好，就能連點成線，連線成面，整個體系也就建立完善了。孫科長認為，保護地管理機構就是要讓更多平凡的人加入生態保護的行列，通過長效性的影響與培訓，提升居民的生態保護意識與能力。

“我認為生態保護中柔性大于剛性，真正付出感情的溝通與工作才能撫平民眾因變化而產生波瀾的內心。我認為我們青海湖保護局在社區交流方面，就很柔性，很和諧，不像剛性的指標有時會引起老百姓的抗拒。”

04

對青海湖保護區的未來展望

孫科長說，目前中國正借鑒國外國家公園等自然保護地的管理模式和架構，同時結合中國特色，以契合各省市地區自然保護地設置的標準來建立國家公園。但保障自然保護地必然會與目前的城鎮化發展目標有一定沖突，在旅游業的利益驅動下，人們肯定會趨向于進行旅游開發。因此，核心區的原住民要有能搬出來的過渡期，也要給予他們的生產生活以補償，保障他們的后續發展。

“根據國家脫貧攻堅任務，我們管理局結合管理目標將保護地的各個空間厘清楚，確實給老百姓發展的空間，給生態以喘息的空間，給經濟以持續發展的空間。只要能讓老百姓看到眼前或長遠的利益，能看到希望，就會愿意去做這件事情。”孫科長說。

“青海湖位于少數民族區域，當地居民以藏族為主。只要跟他們把道理、要保護什么講清楚，他們就很愿意去做這種事情。他們從小和周邊的動物關系密切，自然而然地認為保護這些動物是他們的義務，有一種傳統的、純粹的、帶有宗教色彩的保護意識——這都是能和管理局現有的保護機制結合起來的。只要加以引導，通過項目支撐等方式，就可以讓他們樂意做這件事情。只有真正發自內心喜歡這件事情，才會愿意去將它做好。四十多個協管員中包括牧民、牧工、僧侶、尼姑、政府工作人員等等，許多人因為熱愛、因為情感，一直堅守到現在。”

志愿者協管員智華

后記

“保護區的工作者就像戍邊的戰士，守衛著國家寶貴的資源、最美的地方。我們就像是這里一代代的守護者，雖然說不上是神圣的工作，但也是一個功德圓滿的工作。當我退休后，某天說起青海湖我還能說，‘那兒我保護了多少年呢’，應該會有一種自豪感和成就感吧！”

孫科長一身部隊風格的服裝讓他的這段話別具韻味。

在采訪結束后，他拿出了2011年鳥島支隊的隊旗，上面簽滿了當屆鳥島隊員的姓名。那一批少年的鳥島之旅雖然已過去十年，但他們和管理局仍然將彼此銘記在心。

旗幟照片

不知不覺，窗外已經大雨瓢潑。孫科長堅持用他的車送我們回到旅館。豆大的雨點打在地上，最終無聲地潤入泥土。

這一刻，我們好像懂得了生態保護中的剛與柔——科學的嚴謹與人心的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