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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蒙古蘇尼特右旗額仁淖爾蘇木的野生動植物救助站，管護員特古斯在飼喂馬鹿。 新華社發

【生態話題】

在《野生動物保護法》啟動修改之際，有媒體報道了一些法學專家的主張，其中一條建議為“對更容易引發公共衛生問題的動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可以考慮采取特殊保護措施，允許科研利用和生態滅殺，但嚴禁食用”。

這樣的“生態滅殺”論，出發點雖是善意，但可能引發的后果卻令人擔憂。對上述這些野生動物，采取特殊保護措施和嚴禁食用，很有必要，科研利用則應非常慎重和有限度，但“生態滅殺”是不可行的。我們應當尊重生態系統復雜的多樣性和平衡調控機制，片面地以人類為中心來區分哪些物種應該保護、哪些物種要針對性地進行“生態滅殺”，不但無法給人類帶來安全，還可能引發不可估量的生態災難。

病毒與野生動物乃至生態系統共生共存

談起病毒，人類唯恐避之不及。病毒在地球上廣泛存在，并深深地融入每一個生態系統，是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廣闊的海洋為例，微生物是海洋生態系統的基礎，病毒種群在其中發揮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對陸地生態系統和野生動物而言，同樣如此。

研究顯示，野生動物攜帶多種病毒、寄生蟲和細菌，這些微生物與野生動物本身共同形成了一個個生態系統，并不斷地發生著基因突變，其中有生命力的得以存活。它們幾乎與寄主物種融為一體，有的為小害，有的為小益，有的則無益無害，這也是自然界生物多樣性的一種體現。

同理，野生動物對大自然而言同樣具有獨特的價值。以蛇類為例，它們既是獵捕者，又是被獵捕者，是食物鏈上不可或缺的環節，更是自然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為人類提供生態系統服務。如果將蛇從一個生態系統抹殺，那么一些人類疾病（例如萊姆病）的發病率會遠高于現在。然而，隨著人類活動擴張帶來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喪失和破碎化，再加上大量捕殺行為，現在很多蛇類正在走向滅絕。

蝙蝠雖攜帶多種病毒，但在哺乳動物中卻是僅次于嚙齒目動物的第二大目，約70％的種群可以吃蟲。《美國科學院院報》的一項研究揭示，蝙蝠不僅能抑制害蟲數量、減少農作物損失，還間接地抑制了與害蟲相關的真菌以及真菌產生的有毒化合物。僅對于玉米這一種農作物而言，蝙蝠在全球貢獻的害蟲抑制價值可能就超過10億美元。在原始森林中，一些種類的蝙蝠還可以傳播植物種子，甚至扮演著授粉者的關鍵角色。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自然界，眾多動物身上都攜帶著各種各樣的病毒，人們甚至在亞洲豹貓和中國鼬獾身上也發現了新型高變異冠狀病毒，它們與野生動物共生共存。面對這樣的客觀自然現象，難道我們一概都要進行生態滅殺嗎？

錯誤對待野生動物帶來深刻教訓

生物多樣性代表著地球上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物種、遺傳資源和生態系統的豐富程度，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也是生態文明水平的重要標志。然而，自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速度越來越快，現代人類正在經歷第六次物種大滅絕——與地球過去發生的五次物種大滅絕不同，這次大滅絕是由人類活動造成的影響帶來的。

在大自然漫長的進化歷程中，每一個物種都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由此保持著生態平衡。比如，一只粉紅椋鳥每天能捕食120~180只蝗蟲，鷹和狐貍是控制草原鼠類的天然獵手，一只黃鼬一生能消滅掉數萬只老鼠。大自然中的物種關系環環相扣，一旦人類基于自身喜好采取滅殺某些物種的行動，往往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20世紀50年代，我國在“大躍進”中把麻雀當作“害鳥”捕殺，把華南虎當作“害獸”捕殺，由此產生的生態問題就是深刻的教訓。如今，有研究人員宣布“從穿山甲中分離出的毒株與新冠毒株相似度達99%”之后，就立即有專家建議對穿山甲進行生態滅殺——完全不顧全球僅存的八種穿山甲全已瀕臨滅絕，并都被列入聯合國《野生動植物瀕危物種貿易公約》的附錄Ⅰ。

就算沒有滅殺，人類對待野生動物的不當行為所帶來的后果同樣嚴重。研究顯示，人類70％的傳染病主要來自其他動物，目前已經發現人獸共患病100多種。引發這些疾病的病毒、細菌和寄生蟲正是在人們對野生動物的獵捕、宰殺、加工和食用過程中擴散傳播的。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認識到，食用野生動物不僅給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帶來嚴峻挑戰，而且給公共健康帶來了巨大威脅。然而，仍有人對吃野味抱有幻想，認為通過檢驗檢疫手段就可以降低這類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傳染概率——殊不知，檢驗檢疫只能針對人類已知病毒進行防控，對于野生動物身上攜帶的大量未知病毒，檢驗檢疫也束手無策。

尊重生命共同體，從源頭上防控疫情

正如《孟子·離婁上》所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面對病毒與野生動物乃至自然界長期共生共存的客觀規律，我們不能將疫情的傳播歸罪于野生動物，更不應該打著保護生態的旗號，做違背自然生態規律的事情。

從近期出現的“生態滅殺”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生物多樣性的科學普及與主流化任重道遠。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原則和目標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如何從源頭上防控野生動物可能帶來的傳染病疫情？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深入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物多樣性保護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內容，應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的治理能力，尊重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破除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功利視角和慣性思維，把地球當作一個生命共同體來對待。

二是樹立行為邊界，建立禁食清單并嚴格依法監管，在全社會建立“不吃野生動物”的道德與行為規范。只要不去干涉野生動物，減少與其頻繁接觸，就會大大減少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傳播到人類身上的機會。

三是劃定物理邊界，為野生動物留下充足的具有連通性的生存空間，包括劃定自然保護地、設立生態紅線、留下一些人類不去干擾的荒野等。要認識到，保護野生動物，給它們留下生存空間，其實就是保護人類的棲息地，保護人類自己。

四是確立法治保障。我國亟待制定一部《生物多樣性保護法》，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加強生態安全，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五是加強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農業生物多樣性是確保人類未來糧食安全、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很多重要生態系統服務供給不可或缺的條件。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2019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全球范圍內，地方栽培植物和馴化動物的種類和品種正在消失，而這些多樣性的喪失破壞了許多農業系統對害蟲、病原體和氣候變化等威脅的抵御力，從而對全球糧食安全構成嚴重風險。因此，應將加強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維護我國生物安全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