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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8.28-30 國合會2023年年會

8月29日，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合會）2023年年會政策對話會在北京召開。國合會專題政策研究組組長等代表在政策對話會圍繞政策研究成果發言。

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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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委員

國合會“碳中和實現路徑與全球氣候治理的中國貢獻”專題政策研究中方組長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

第一，在系統思維下怎么協調，特別是各個機構之間，各個規劃之間，怎么更好地協調，實際上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舉個例子，土地政策未來是影響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制約因素，但是現在政策面臨很多問題。其他的像甲烷、毀林都涉及多個部門，但現在協調機制還沒建立。規劃協調也是比較大的問題。全國人大討論任何一個法律時，各部門提了不同的概念，有生態保護紅線，有生態環境分區管控，也有生態功能區，這些不同的概念怎么協調在一起，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實際上這些政策里還有一個問題，比如我們用碳生產率、用碳強度和用碳總量，這些指標之間，至少碳生產率和碳強度之間應該更好地協調在一起，不要有更多的差距。

第二，關于立法方面，全國人大正在制定下一個五年規劃，構建完善中國特色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特別是今年會把環境法典作為很重要的研究內容，其中碳中和涉及的相關法律不只是一部法律，涉及到很多部法律統籌制修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又在這么比較重要的時刻，我建議對于《碳中和法》或者《應對氣候變化法》，能夠像2019年那樣再出一個《決定》，能夠將“雙碳”相關政策很快地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而且現在要優先制定《可再生能源法》。

第三，怎么建立更具有韌性的制度。中國現有的體制，比如生態紅線或者其他，對于下面實施比較困難，造成很多新的變化，所以保證制度的韌性是很重要的。

第四，公正轉型。對于碳達峰，各個部門、各個行業和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政策，但沒有比較統籌的政策。有些行業先達峰，有些后達峰，有些地區也是這樣，雖然達峰規劃沒有年限或者數值，但至少地區之間和部門之間應該有公正轉型的內容。

第五，能力建設。如果沒有好的能力建設會帶來很多對“雙碳”問題的誤解。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轉型路徑，和不同的技術選擇。所以需要通過能力建設提高從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和廣大公眾的認識，統籌專家之間的觀點。

最后一方面，關于國際合作。作為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雖然在很多地方提到了國際合作的內容，但應該更加突出。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我們在國際合作當中面臨很多很多具體的障礙，怎么樣能夠清除這些制度性障礙，使我們真正加快國際合作，使中國更加擴大開放，實現高質量發展，國合會平臺肩負責任。

戴民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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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委員

國合會“藍色經濟助力碳中和目標的路徑與政策”專題政策研究中方組長

廈門大學講席教授

中國科學院院士

“陸海統籌，協同治理”主題論壇由海洋跟流域兩個專題政策組共同舉辦。我覺得這樣的新嘗試，即在不同政策研究組之間的合作特別重要，協同也特別必要。這就延伸出不同政策研究之間的協作問題。海洋幾乎與所有政策研究都相關，比如生物多樣性、綠色“一帶一路”、綠色數字化、氣候變化和綠色金融等。所以我們特別期待海洋這個研究組與其他組能夠進一步地融合、溝通、合作。

第二，從實現碳中和目標與高質量發展角度，海洋是一個新的經濟前沿，它不僅蘊藏無窮的資源財富，還具有創造經濟增長和創新發展的巨大潛力。展望未來幾十年，在應對糧食安全、氣候變化、能源供應和自然資源等諸多全球性挑戰的時候，海洋將成為引擎和戰略要地。碳中和為海洋綠色經濟發展，也就是我們說的可持續的藍色經濟發展提供了戰略機遇?？沙掷m藍色經濟是所有海洋產業中與能源轉型、數字技術最具結合可能性的領域。因此，海洋產業向可持續藍色經濟轉型必然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目前在國家的戰略體系中缺乏對藍色經濟的戰略定位，所以我們特別贊同今年國合會的政策建議，將實現可持續的藍色經濟作為國家戰略目標，并納入落實雙碳目標的工作布局。

第三，從自然資本的角度來講，海洋是一個重要的實踐領域。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已經對海洋欠下了一筆巨賬，所以在實現可持續利用海洋的同時，我們要更加大張旗鼓，更加大膽地通過可持續科學的生態修復，把欠的這筆賬能夠盡可能補回來，把自然資本因為人為活動丟失的價值找回來。我覺得海洋也迫切需要開展這樣一種研究和展望。

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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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委員

國合會“藍色經濟助力碳中和目標的路徑與政策”專題政策研究外方組長

挪威極地研究所科研主任

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海洋問題在今年的政策建議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強調。我個人認為應該對海洋議程抱有更高雄心，因為它與其他領域高度相關，包括氣候、生物多樣性保護、流域和“一帶一路”等，因此需要采用系統方法。

我們需要更多地強調知識和科學。這些年來的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已經影響了我們所有人，但我們還沒有真正理解這些氣候和天氣變化對海洋的影響。熱浪不僅僅存在于大氣層，它也存在于海洋中。

其次，我們在討論中提出一體化綜合性管理方式，需要考慮時間和空間的綜合管理，跨人類活動領域的綜合管理，以及跨人類活動和自然之間的綜合管理。

最后我想強調對海洋的智慧與高效應用。我們現在在海洋存在著空間競爭，因此需要找到一個新的方式，讓人類活動變得更加高效，并尋求協同效應。此外，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應對海平面上升？我猜答案是否定的。海平面上升一直是氣候變化的首要問題。這不僅僅是氣候變化的問題，也是社會和經濟的問題，這也是中國的沿海大城市需要考慮的問題。

賀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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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委員

國合會“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機制”

專題政策研究中方組長

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院長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中國工程院院士

今年政策建議非常好地提煉了各個組的成果和觀點，我也提出一點思考。政策建議提到了要設立更有雄心的清潔能源和儲能發展目標，大力推進風能、太陽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我想它非常符合現在大家對世界經濟正在從能源資源依賴向技術依賴轉變這個關鍵的戰略方向。但是戰略目標的實現過程中可以考慮更加強調和注重突破幾個關鍵的難點，這樣才能確保目標實現，風光能源隨機性、波動性和間歇性會與電力平穩、可靠供應有關，這也是現在的一個卡點。

第二，可再生能源大規模應用后，可能會帶來關鍵礦產資源供應壓力的問題，這些不完全是技術問題，也存在很多問題需要用政策工具來促進已有技術盡快發揮作用。所以要實現大規模穩定地使用新能源，應該突破這些難點。

今年我們工作組在降碳、減污、擴綠和增長的協同機制上開展研究，試圖回答四個問題：

一是減排如何促進經濟增長；二是減污降碳的協同機制和路徑；三是煤電減退；四是交通領域的減污降碳協同。

關于減排如何促進經濟增長，我們通過定量的分析，回答了中國如何具有獨特的綠色發展競爭優勢。碳中和不僅僅是環境機遇，也是中國產業發展的新機遇。目前的認知是，“雙碳”目標是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但是需要發展范式的轉變，由此帶來增長來源的轉變。目前中國的“雙碳”目標正在成為中國增長的新動能，這方面應該有足夠的信心。

關于降碳減污協同機制，通過綜合分析得出，現階段減污降碳可以最大協同減排潛力途徑的四個方面，包括能源的綠色轉型、深化產業結構、優化交通的結構和調整用地的結構。在下一階段的研究，特別是結合今年7月18日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總書記的講話，有四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開展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機制的理論框架和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二是中國省級尺度上開展協同評估；三是重點領域的綠色轉型要納入研究的范圍，包括加工制造、城鄉建設、生態建設和農業；四是加強對中央環保督察立法、司法以及執法如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和增長這方面的研究和分析。

何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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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委員

國合會“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機制”專題政策研究外方組長

能源創新中心創始人

我們負責研究如何同時減少傳統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美國制造汽車帶來的傳統污染物非常少，但因為使用了大量的天然氣，所以溫室氣體排放非常高。歐洲則相反，制造了超級高效的汽車，但卻在因傳統污染物方面做得不好，每個公司都為設備優化而不是系統優化進行了高額投資。無論是歐洲國家還是美國，都沒有為電動汽車革命做好準備。因此，最好的優化方式是同時優化兩者。這一方案適用于所有領域。如果考慮一下未來幾年將投入到鋼鐵、建筑材料和有色金屬等領域的資本規模，如果想制造得高效、清潔，就會開始看到潛在的損失，或者擱淺的成本和投資。

隨著這樣的決策推進，就會出現越來越多這樣的情況。2050年離現在只有27年了，我們沒有太多時間犯錯誤，我們有這種能力，也應該使用這種能力。我們不能只優化一種污染物的減排，而不看整個系統的各個方面。這對短期和長期都同樣重要。

從歷史上看，煤炭一直是提供電力基礎負荷的重要燃料。現在越來越清楚的是，它的最佳用途是作為可再生密集型電網的補充能源。短期可以讓化石燃料保持電網穩定和安全。大部分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特別是風能、海上風能和太陽能，在不太遙遠的未來，它們的邊際成本將為零。隨著越來越多的清潔能源投入使用，如果它們在短期只有5到10年的壽命，就需要再次考慮關于系統長期平衡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先明確系統的需求，然后才能夠做大規模的資本支出。

威爾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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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流域高質量發展與氣候適應”

專題政策研究外方組長

大自然保護協會食物與水首席科學家

我們專題政策研究關注河流流域。流域對人類活動非常重要，它提供水源，帶來了糧食、能源和電力，幫助人類維持生計。氣候變化、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對流域構成了巨大壓力，促使流域開發與管理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十年、二十年前，很少有人提到流域治理這個概念。如今，全球不斷變化，比如氣候、經濟發展，以及過去的管理實踐的后果，都帶來了一些重大問題。食品安全、能源安全和水安全都迫使我們以不同的、更先進的方式來看待流域治理。

大家在主題論壇頻繁提到了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我們的報告里面也有闡釋。在流域治理的案例中，推進自然向好已經成為我們的目標。我們在報告中描述了一些解決方案，如水基金，基于對流域上游的保護行動進行投資，以獲取收益或向下游回報投資，在水量、水質、防洪和防旱等方面獲得收益，適用于糧食、水和能源。

報告中講到的另外一個解決方案是可持續的水電。在大自然保護協會的案例中，也有一個中國的例子。這些可持續水電實際上是為了改善河流的管理，以優化能源生產，以及保護魚類和其他物種的生物多樣性。

我們也研究了農業領域的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投資于保護土壤、健康和改善水的管理，以提高生產力和可持續的糧食生產。

最后，要有更加智慧的空間規劃，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選址。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潛力方面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我們發現有必要對可再生能源的土地分配進行更好的規劃，例如，盡量不要用最好的土地來發展可再生能源，而是盡量優化土地使用，在享有可再生能源的益處的同時可保留土地的其他用途。

梅森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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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委員

國合會“數字化與綠色技術促進可持續發展”專題政策研究外方組長

德國聯邦環保署署長

首先，我們闡釋了數字化和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兩個推動社會和經濟根本的變革的最重要驅動因素。2015年提出可持續發展目標時，數字化在其中沒有任何體現。因此，我們的研究有助于在數字時代背景下進一步拓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內涵。

第二，我們探討如何在正確的地方實現雙轉化的融合，根據研究顯示，中國是全球數字經濟的參與者和驅動力。在數據中心、軟件開發、云結構和網絡結構上，中國已經是全球領導者，在過去十到十五年扎實開展了基礎設施建設。在全球150多個數字化程度最高的大公司里，有50到60家都是中國的。如果看研發方面的投資，當涉及到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虛擬現實時，中國也是全球經濟體中該領域的最大投資者之一。隨之而來的是責任和機遇。機遇是中國可以示范這兩個轉型如何融合的。當然這也伴隨著責任，中國不能也不可以在這方面失敗，因為如果雙轉型融合失敗的話，數字化帶來的是不可持續的發展。

第三，我們看到有很多融合雙轉型的試點計劃、項目和最佳實踐，還有新興的治理工具和新的研究。我們的項目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將這兩種趨勢結合在一起。我們還沒有在歐美看到雙轉型的融合，以及實現可持續的數字經濟全面的一體化戰略。我們在研究中指出，如果想走向這個方向要做到兩點：一是實現IT基礎設施綠色化，包括數據中心、軟件開發、云結構和網絡結構等基礎設施，并且建立能效標準；第二點，必須要制定一個統籌可持續性和經濟性的一體化做法，并且由創新政策和環境政策驅動；此外，還要跨部門實現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目標，即脫碳、生態系統保護和減少污染等。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這樣做過，中國有機會朝這個方向邁進。

余淼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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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貿易與可持續供應鏈”

專題政策研究中方組長

遼寧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

中國一直強調環保，中國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方，還有《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的簽署國。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我們如何能夠推動綠色轉型之中的貿易呢？這也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首先，中國進口很多商品，尤其是大豆、棕櫚油和牛肉。我們意識到當中國進口這些產品的時候都會有很多土地利用的變化，土地利用的變化就會帶來碳排放。比如說70%的碳排放都是來自土地用途的改變，這個對政策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

第二，在出口上我們提出幾個問題。我們在考慮到全球供應鏈的時候，哪些行業的排放最大？我們用投入產出的表格計算碳排放，發現排放最大的行業首先是電腦，此外是紡織業，家具、金屬以及化工品的排放都是巨大的。正是因為這些行業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我們提出了政策建議，我們也進行了計量經濟學分析，發現我們可以最多把排放降低1.9%。每個產業的情況也是不一樣的，這就意味著首先可以關注市場的力量，使用價格的調節機制，必須要去淘汰低效的產品，這樣的話就可以降低出口產品的排放。其次，必須要使用政府的力量，“看得見的手”，降低煤的開采以降低排放。

我們探討了出口商和進口商之間共同的責任，因為出口國家和進口國之間在排放上必須要共擔責任。在出口國家會考慮到就業的問題，所以必須在出口國家和進口國家達成協議，比如是四六分還是五五分，必須找到合適的機制。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下一步可以探討的研究方向。還有數字化經濟，在數字化經濟上我們必須要有定量的研究。

巴布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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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委員

國合會“環境與氣候可持續投資創新機制”專題政策研究外方組長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把氣候、生多和污染放在一起去探討，同時也要把這些問題與經濟、金融和整個政府治理聯系起來看，這一點很重要。

關于污染防控的協同，這包含有一個真正的機會，即可以建立一個高效、標準化的回收系統，對廢物進行分類、回收和再利用。在工業上，再利用廢鋼和廢鋁可以成為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對于鋼鐵行業的脫碳，這是一個可以研究如何將減少污染與減少廢物結合的機會。與此同時，我們也在關注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樣我們可以用經濟學的觀點來幫助我們做出選擇。

最后，關于氣候變化框架法律的建議的重要性，我知道這已經被討論和思考了很多年。我們認為，制定氣候法非常緊迫，它將為市場和利益相關者提供很多確定性。但除了法律之外，我們認為司法部門在氣候政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制定司法指導方針以及指導法院審理和審判氣候相關案件，這也是值得考慮的補充方法。

張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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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會“‘一帶一路’助推可持續發展進程創新機制”專題政策研究中方副組長

“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咨詢委員會國際協調員

“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研究院執行院長

COP27傳遞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資金問題，特別是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實現綠色低碳轉型的資金缺口問題。聯合國的報告告訴我們，如果到2030年要實現既定目標的話，發展中國家大概所需要資金的規模在2萬億美元，其中1萬億可以來自于多邊銀行和國家主權基金，但是另外一半，超過一萬億美元需來自于私營部門。在這樣的過程當中，世界各國各個地區都在做出自己的不同努力，包括G7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以及公正轉型計劃。但是我們審視這些計劃時會發現，他們面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IMF的報告總結，混合融資模式不成功，目前的主權基金和多邊銀行所投入的基金所能夠帶入的私營部門投資比例在1.2左右，這是一個平均數。

今年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第十年，建設綠色“一帶一路”也是其中一個重點。習主席在2021年提出要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綠色低碳能源，不再新建海外煤電廠。我們需要思考，在這樣的背景下，綠色“一帶一路”能夠為解決全球所面對的資金缺口問題做出什么樣的貢獻。

對中國過去的經驗總結使我們發現，中國在為自己的成功做出努力和實踐的同時也在為世界做出貢獻。

第一，中國通過高質量高效的生產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數據表明下降87%；第二，中國通過一系列具有創造性的投融資機制，促進國內可再生能源大規模發展，特別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發展。2022年，中國所有可再生能源裝機中65%是分布式的，這是中國自己總結出的經驗。如何把它和帶路工作進行結合呢？我們提出這樣一個設想，在完成資金缺口補充過程當中，大家共同努力，提供更多的資金，但同時我們要開始考慮這些方面投資效率。中國具有獨特的融資模式和能力。研究表明，這方面的缺失也恰恰是在國際投融資支持發展中國家進行轉型當中所缺乏的。所以基于此，我們的專題組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要啟動綠色發展的投融資伙伴關系，特別是其中創造了一個新的環節，我們暫時把它命名為Project Pipeline Fatality，通過這樣的機制來協調中國自己本身在海外投融資當中的諸多利益相關者，從中央銀行到政策性銀行，到開發基金，到商業銀行，到私營部門的直接投資，甚至潛在包括未來擴大的碳市場的影響以及其他再融資的過程。我們期待通過這種新的組合模式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在未來，特別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綠色低碳轉型過程當中巨大的資金缺口問題。

本文系國合會秘書處根據上述嘉賓在國合會2023年年會政策對話會（8月29日）上的發言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