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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fredo Martinez Fernandez/TNC Photo Contest

研究表明，為實現到2030年遏制并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趨勢，每年至少需要生物多樣性相關投入一萬億美元，然而當下資金仍存在較大缺口[1]。2020年，保爾森基金會、康奈爾大學和大自然保護協會（TNC）聯合發布的《為自然融資：填補生物多樣性資金缺口》（Financing Nature: Closing the Biodiversity Financing Gap）[2]報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每年平均需要填補高達711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如果未能得到充分的資金支持，“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將難以實現。

那么有什么辦法彌補這個巨大的資金缺口呢？針對氣候變化減緩問題，碳市場采用的市場機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經過過去20余年的發展日趨完善，交易量和規模快速增長。以碳信用（carbon credits）為藍本，生物多樣性信用（biodiversity credits）作為一個新興的融資工具應運而生。

1 概 念 解 析

生物多樣性信用是什么？從廣義上講，生物多樣性信用有兩種含義。

最初生物多樣性信用的產生來源于生物多樣性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s），與碳抵消（carbon offsets）產生碳信用的概念類似，生物多樣性信用是用于計算生物多樣性抵消項目中的抵消額度的衡量單位，基于與“避免-減少-補償”減緩層級（mitigation hierarchy）相關的“無凈損失（no net loss）”原則，衡量開發和開墾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影響以及生物多樣性的預期改善狀況[3][4]。在此基礎上，生物多樣性信用的收益通常來自于在特定區域內通過管理行動和措施改善提升生物多樣性，并將信用出售給建設者或開發商獲得經濟收益，而開發商通過購買生物多樣性信用來抵消其活動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損失[5]。

另一種含義區別于生物多樣性抵消，因為有觀點認為生物多樣性信用不應用于抵消的目的[6]，“信用”與“抵消”不同。 “自然市場”全球工作組（Taskforce on Nature Markets）將生物多樣性信用定義為“一種可代表NbS項目所取得的正向生物多樣性成果的交易單位”[7]；世界經濟論壇（WEF）則定義為“一種經濟工具，通過創建和出售生物多樣性單位（biodiversity units），為能夠帶來凈生物多樣性收益的措施（如保護或恢復物種及其棲息地等）提供資金”[8]。因此，生物多樣性信用是一種可測量、追蹤和交易的單位，用于投資通過特定行動對生物多樣性（如物種及其棲息地、生態系統、自然環境）產生正面影響的項目。為了區分這兩種含義，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IED）使用了“biocredits”一詞來代替“biodiversity credits” [9][10]。國際碳信用認證機構Verra則使用“nature credits” （自然信用）來代替生物多樣性信用[11]。

本文以下所指生物多樣性信用為第二種含義。自然信用或生物多樣性信用對于項目和企業的優勢如下：

圖1 | 自然信用的優點[11]

根據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恢復措施，可將生物多樣性信用分為保護或避免生物多樣性損失、恢復物種和生態系統、支持現有生態保護行動三種類型[11]。

圖2 | 生物多樣性信用類型

生物多樣性信用 vs 生物多樣性抵消

“抵消” 一詞是指對已造成的損害的補償，而"信用"是在減緩層級之外對自然積極貢獻的投資[11]（見圖3）。生物多樣性抵消的前提是已經造成了生物多樣性損失，是基于“污染者付費”模式的經濟手段，目標是實現生物多樣性“無凈損失”，通常是獲得國家批準的開發許可等法律要求的合規工具[12]。在某些情況下，生物多樣性抵消也可自愿實施。

而生物多樣性信用通過投資來“正向”引導\推動生物多樣性的維護與管理，是企業等實體積極保護自然的投資與行動，并沒有法律要求，被視為自愿市場的工具，而不是對造成的損害的補償[13][14]，會對生物多樣性產生積極的貢獻（見表1）。

圖3 | 生物多樣性抵消和生物多樣性信用實現企業對自然向好目標的途徑[15][16]

項目類型	適用情況	單位	目標
生物多樣性抵消項目	強制或自愿	生物多樣性抵消	“無生物多樣性凈損失”或產生生物多樣性凈增長/凈正向影響
生物多樣性信用項目	自愿	生物多樣性信用	正向的生物多樣性成果

表1 | 生物多樣性抵消項目和生物多樣性信用項目的關鍵屬性[7]

生物多樣性信用 vs 碳信用

與生物多樣性信用和生物多樣性抵消的差異相似，生物多樣性信用雖以碳信用為藍本產生，但它們解決問題的本質不盡相同，碳信用的建立是讓排放者對已產生的碳排放的補償，而生物多樣性信用允許企業直接投資對自然產生積極影響的項目，通過恢復或提升全球森林、海洋、草原或其他棲息地的生物多樣性，阻止和扭轉物種喪失[17]。

盡管二者在概念上略有差異，然而生物多樣性信用這一新興概念及其市場交易需要以碳為鑒，參考高質量碳信用確立生物多樣性信用的原則，健全市場交易制度和機制，確保生物多樣性信用的交易能帶來生物多樣性凈增長。

2 如何讓生物多樣性信用發揮作用？

生物多樣性信用可以幫助私營和公共部門實現自然向好的經濟體系，但前提是應當確保生物多樣性增益真實有效、核算明確，并設計完善、包容、公平的治理體系，鼓勵多方利益相關方參與，確保項目信息公開透明，加強原住民和當地社區（IPLC）的參與并明確收益分配機制，提供明確的生物多樣性與社會經濟多重效益，服務于可持續發展目標[18]。這些都可以從碳信用市場的治理原則與實地工作中吸取經驗和教訓。

分類	原則
生態	推動強大且可驗證的積極影響 作為實施減緩層級行動外的補充 有助于全球公認的保護優先事項，并在相關情況下與區域和本地保護目標相一致，以促進有效的保護資金投入 使用靈活的衡量框架，可以將特定背景下的指標匯總成為全球性、可對比的統一度量單位 應用成本效益高且恰當的監測和驗證，優先考慮將投資應用到實地行動中
社會	通過以權利為基礎的保護方法與當地利益相關方共同設計 提供對當地有意義的效益，并妥善處理和尊重當地不同的自然利用方式 促進效益的公平分配 采取強有力的保障措施，以避免不利的社會影響
金融	使可靠的保護行動能夠持續獲得資金支持 確保項目影響報告透明，以便于管理對信用買方的風險 與明確的商業需求相連接，促進投資規模的擴大

表2 | 高質量生物多樣性信用的12條原則[15]

3 如何量化生物多樣性信用？

生物多樣性信用的計量方法主要是衡量保護瀕危物種和保護、增強、恢復或新建生物棲息地等行為對生物多樣性的凈增值[19][20]。依據碳信用的經驗和原則，在核算方面，生物多樣性信用應當被準確、恰當地量化，具備額外性和永久性，減少因自然災害、管理和其他因素導致的生物多樣性損失風險，并避免重復計算（重復簽發、重復使用和重復聲明）和泄漏的問題。因此，評估生物多樣性的“凈變化”需要主要考慮以下幾個要素[9][21]：

空間性：需要與特定地理區域相連。

時間性：因為生物多樣性會隨時間變化，需要考慮信用額度有效的時間期限。

額外性：指的是生物多樣性因為特定項目的實施而“額外”增加。

基線：指的是為了衡量額外性用于比較當前狀態和未來變化的一個比較基準，包括生物多樣性基線數據和社會經濟基線數據。

泄漏：當項目區域內的生物多樣性改善或維護導致鄰近地區的生物多樣性損失時被稱為泄漏。例如，如果某地的生物多樣性因森林砍伐而下降，生物多樣性信用項目實施后使管理區內的森林砍伐停止，但無法阻止伐木公司在鄰近地區砍伐森林。

碳信用中使用每噸二氧化碳當量做標準衡量單位，但生物多樣性信用衡量的是相互關聯性極高又復雜的生態系統[21]，生物多樣性信用該如何定義和量化呢？目前大多數信用采取“一籃子指標”（basket of metrics），基于保護、改善、恢復或建立的物種棲息地面積[20]，采用空間加時間的量化指標，并將不同的變量匯總為一個指標增加其靈活性，適用于不同的生態系統[9]。例如，哥倫比亞Terrasos將自愿生物多樣性信用的一個交易單位定義為在至少10平方米的面積內，對生物多樣性做出30年積極的貢獻。然而，確定有效的指標需要深入了解當地生態系統，與IPLC合作就十分必要。

在方法學層面，目前統一的標準還尚為少見。The Wallacea Trust則開發了一種適用于全球所有生態區（ecoregions）的生物多樣性信用方法，在全球范圍內交易生物多樣性信用[7]。Accounting for Nature則按照原生植被、土壤、動物、淡水和海洋的分類制定了不同的自然核算方法[22]。Verra的第一版自然信用框架預計于2023年年底發布[23]。

4 生物多樣性信用如何交易？

生物多樣性信用可以交易，賣方可以是政府、私人土地所有者、保護組織、項目開發商和企業[9]，買方往往是愿意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企業、慈善機構和投資方等。盡管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的勢頭不斷增長，全球的生物多樣性信用交易市場正在興起，但到目前為止與此相關的交易和投資仍然相對有限。現有的一些交易項目包含了私營部門主導的項目（私營部門或NGO在自愿標準下管理項目）和政府主導的項目（政府在法律或政策下管理項目）。部分項目分布如下：

*一些項目采用第三方獨立標準進行核查和認證

圖4 | 部分全球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倡議分布圖[9]

在全球性的交易市場層面，The Wallacea Trust開發了適用于全球的生物多樣性信用方法并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生物多樣性信用項目。Verra也即將發布自然信用框架，預計未來將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信用項目進行獨立驗證。在國家或次國家層面上，項目的設計和管理將是擴大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的關鍵，以增進投資者的信心，促進達成對當地社區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方公平的結果。政府在擴大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方面可以扮演兩種主要角色：

市場管理：由政府主導生物多樣性信用項目。

市場培育：創造必要條件支持私營部門主導的生物多樣性信用項目。

與碳信用交易類似，市場管理員需要執行登記、注冊、核查、簽發等關鍵職能來支持初級市場交易。Taskforce on Nature Markets列出的生物多樣性信用交易的可能步驟如下：

圖5 | 生物多樣性信用交易可能的步驟[7]

5 案 例

© ClimateTrade

哥倫比亞ClimateTrade和Terrasos棲息地銀行項目

2022年5月，哥倫比亞推出了一種新的生物多樣性信用產品，由西班牙氣候金融公司ClimateTrade和Terrasos企業共同創建[24]。Terrasos在哥倫比亞創立了拉丁美洲第一個棲息地銀行（habitat bank）——由哥倫比亞環境部注冊和監督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第一個發行 "自愿生物多樣性信用"（VBCs）的項目是Bosque de Niebla-El Globo棲息地銀行，致力于保護安第斯高原的本土物種和瀕危物種，如眼鏡熊（Tremarctos ornatus）等。該項目的每個VBC售價30美元，相當于保護和/或恢復10平方米的Bosque de Niebla森林30年。Terrasos根據以下四個因素對VBC進行量化[9]：

IUCN生態系統紅色名錄的風險類別：風險越高，得分越高，范圍在1-1.5之間。

保護與恢復：恢復得分（1.5）高于保護得分（1）。

永久性：必須至少運營20年。運營時間為20年時，得分為0.1，運營時間為30年時，得分為1.0。

生態連通性：如果生物多樣性的改善沒有增加連通性，則該信用得分為 0。隨著連通性的增加，該項得分也會增加（連接一個以前未連通的區域 = 1.3，連接兩個以前未連通的保護區 = 1.5）。

信用的起始價格由項目的整個生命周期內所有直接和間接成本和費用的凈現值以及資本和土地的機會成本確定。投資于生物多樣性信用項目可為IPLC帶來長期利益，如簽訂租賃協議和利益共享機制。除經濟效益外，Terrasos還制定了整體額外性標準，鼓勵在獲得生物多樣性效益的項目區域之外帶來額外效益并防止泄漏，包括非傳統的額外性因素，如減少投資障礙、保護當地傳統、提高機構能力、加強土地權屬、增加技術獲取途徑等[9]。ClimateTrade指出，購買VBC是企業回饋自然和確保對自然產生積極影響的一種方式。目前，Terrasos在哥倫比亞三個省經營棲息地銀行，截至2022年7月，Terrasos 已售出約 180萬美元的自愿性生物多樣性信用，也顯示出市場確實對生物多樣性信用有興趣。

6 生物多樣性信用所面臨的挑戰

定價：對比碳市場來看，因為有政府監管的強制性碳市場，自愿碳市場上的交易至少還有一個參考價格。而由于生物多樣性信用沒有強制性市場，因此定價方法還有待商榷。然而無論如何定價必須透明，并與項目的成本和效益相符合。

“漂綠”爭議：跟碳信用一樣，生物多樣性信用面臨是否會變成企業“漂綠”的手段的爭議。部分觀點認為生物多樣性信用和碳信用一樣容易質疑其效益的真實性。也有不同的觀點認為碳是一種無形資產，其影響可能難以衡量，因此碳的真實性很容易被質疑，生物多樣性效益則不同，可以與物種關聯，反而其影響更易衡量[25]。

監管和治理：自愿碳市場自成立以來就缺乏透明度，這是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必須避免的最大錯誤。一些碳信用項目被詬病會破壞IPLC的權益，而由于生物多樣性信用項目涉及不同類型的土地權屬，涉及IPLC權益的風險增加。規避風險或將損害降低至最小將比碳信用項目更具挑戰，但同時也存在著推動社區發展的新機遇。

與碳信用的兼容：將生物多樣性信用與碳信用捆綁或疊加可以提高碳信用的整體質量，為一些難以獲得融資的碳信用項目補充資金來源，并且促進土地的多功能利用，為社區提供可持續的收入來源，實現氣候與自然、社會與環境的協同效益[6][26]。但也有觀點認為因為買方可能純粹對生物多樣性信用感興趣，所以二者雖有重疊但也需要獨立存在，并不能簡單地捆綁[27]。因此，生物多樣性信用與碳信用需要一種更為系統性的方法更好地將二者協調、整合，而不是造成競爭。

當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作為一種衡量企業發展潛力和前景的新型投資準則[28]，越來越受到關注并逐漸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戰略，生物多樣性信用可成為企業實現ESG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未來，生物多樣性信用挑戰與機遇并存，急需吸取碳市場的經驗教訓，以避免重蹈碳市場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