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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再次敲響了人類與自然關系的警鐘，在保護全球生物多樣性方面，人類近十年交出了怎樣的答卷？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于近日發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指出，2010年商定的預計到2020年實現的20個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沒有一個完全實現。

聯合國警告道，“人類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必須采取果斷行動來避免災難。

隨著人類的濫砍濫伐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增加，生物的種類正在不斷減少，導致COVID-19等疾病大流行的風險不斷增加。

許多生態學家都對上述觀點持懷疑態度，但近日發表在Nature上的一篇文章證實了這一點：一些物種正在走向滅絕，與此同時，那些生存下來的物種——例如老鼠和蝙蝠——更有可能攜帶潛在的危險病原體，而人類可能會被傳染。

Nature上的一篇文章揭示了物多樣性與疾病大流行的關系

生物多樣性與新型疾病

研究團隊對六大洲約6800個生態群落進行了分析，發現生物多樣性因人類活動而減少的趨勢與疾病暴發之間的確存在關聯，但沒有對未來新型疾病可能會在哪里爆發做出預測。

“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警告人們，”倫敦大學學院的生態分析員凱特·瓊斯（Kate Jones）說，“但根本沒人關心。”

瓊斯是研究團隊中的重要成員，一直致力于研究生物多樣性、土地利用和新型傳染病之間的關系。

過去，研究團隊的工作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但現在，隨著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如何繪制全球疫情風險圖和預測疾病最可能出現的地方，成為了人們最關心的問題。

前不久，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舉行了一個在線研討會，探究生物多樣性減少與新型疾病暴發之間的關系。

IPBES打算就二者關系的科學性做出一份專家評估，推動各國政府在紐約9月舉行的聯合國峰會上，做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新承諾。

其他人則呼吁政府行動起來。

7月24日，一群跨學科科學家，包括病毒學家、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在Science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政府可以通過控制濫砍濫伐和打擊野生動物貿易（包括銷售和消費野生動物，因為它們很可能攜帶危險的病原體），減少大流行發生的可能性。

剛果盆地被砍伐的熱帶雨林

在新型疾病的傳播過程中，人們最先關注的往往是疫苗研發、疾病的初期診斷和控制。

紐約非政府組織“生態健康聯盟”的動物學家彼得·達什亞克（Peter Daszak）則認為，這些方法都是治標不治本。他說，COVID-19在一定程度上闡明了生物多樣性在病原體傳播中的影響，因此弄清楚二者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

達什亞克指出，瓊斯等人的最新研究，為人們采取行動提供了科學依據。“為了保護生物多樣性，減少健康風險，我們正在尋找改變行為方式的方法。”

疾病背后的經濟和文化

研究發現，在過去幾十年里，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的疾病數量有所增加，SARR和禽流感的暴發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這很可能是人類與野生動物、牲畜接觸增多導致的結果，因為人們遷入了未開發的地區。在人類向自然的擴張中，環境變化、與動物接觸增加等現象出現地愈發頻繁。

今年4月，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在烏干達，森林砍伐和棲息地破壞，導致靈長類動物與人類接觸明顯增加，因為靈長類動物要冒險走出森林獲得食物，而人類要冒險進入森林收集木材。

印度街頭的猴子

但是，在過去10年中，最關鍵的問題是，生物多樣性減少是否會使病原體數量增加？

瓊斯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情況下答案都是肯定的，因為這通常會導致少數物種占據主流——而這些物種往往攜帶著危險的病原體，人類有被傳染的風險。

瓊斯帶領團隊前往了世界各地的幾百個生態研究地點，包括原始森林、農田、城市……共收集了超過320萬份記錄。

最后，他們發現，隨著生存環境從自然景觀轉變為城市景觀，生物多樣性減少，我們已知的攜帶傳染病毒的物種數量（包括143種哺乳動物，如蝙蝠、嚙齒動物和各種靈長類動物）正在增加。

他們的下一步計劃，是研究疾病從動物傳播到人類身上的可能性。該小組已經對非洲暴發的埃博拉病毒進行了評估，根據發展趨勢、可能宿主物種和決定病毒傳播速度的社會經濟等因素，繪制出了風險地圖。

地圖與過去幾年剛果民主共和國疾病暴發的地點吻合度較高，表明根據土地利用、生態、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等因素之間的關系，來預測風險的方法是可行的。

一些研究人員呼吁，在面對這一問題時要謹慎。

非盈利組織地球創新研究所的創始人、熱帶生態學家丹·麥普斯泰德（Dan Nepstad）表示，“說實話，我有些擔心，如果人們認為這就是下一次大流行會出現的地方，他們集聚會在這里砍伐更多森林。”

他認為，濫砍濫伐、捕獵和野生動物交易背后，其實是經濟和文化問題，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努力才能真正奏效。

一位售賣野味的婦女

世界衛生組織緊急行動負責人、流行病學家易卜拉希馬·索塞·福爾（Ibrahima Soce Fall）也認為，了解農村偏遠地區的生態，以及社會和經濟趨勢，對于預測未來疾病暴發的風險至關重要。

“重要的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他說，“如果我們繼續像現在這樣濫砍濫伐、無組織采礦、無計劃發展，未來會暴發更多疾病。”

唯一的出路

IPBES即將發布的報告中，有可能會傳遞這樣一個信息：科學家和決策者需要更全面地對待邊遠地區，解決公共衛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許多科學家和環保人士都呼吁打擊野生動物貿易。但達什亞克表示，野生動物貿易只是疫情拼圖中的一小塊，完整的拼圖還包括狩獵、牲畜、土地使用和生態。

印度尼西亞巴厘島上的野生動物市場，維持著許多人的生計

達什亞克說：“生態學家應該與傳染病研究人員、公共衛生工作者和醫務人員通力合作，跟蹤環境變化，評估病原體轉移的風險，減少人類活動帶來的危險。”

上個月，達什亞克在Science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稱政府可以通過打擊砍伐森林和野生動物貿易，以及努力監測、預防和控制野生動物和家畜中暴發的新型病毒，來減少COVID-19等疾病大流行的風險。

根據達什亞克等人的估計，這些行動的成本約合每年220億到330億美元。但與COVID-19帶來的5.6萬億美元的損失相比，顯然不值一提。

福爾認為，關鍵是要讓政府和國際機構在公共衛生、動物健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等領域通力合作。

剛果民主共和國最近爆發的埃博拉疫情始于2018年，于上月結束，其根源不僅在于疾病，還在于森林砍伐、采礦、政治不穩定和人口流動。

福爾說，必須把資源集中在最危險的地區，并處理好人與動物（包括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之間的關系。

如果人類健康、動物健康和環境部門能順利地合作，“就會有一些早期預警機制”。

（本文未經造就授權，禁止轉載。）

編輯 | 田曉娜

參考 |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