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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發表題為《讓多邊主義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的特別致辭，再次向全世界鄭重承諾：“中國力爭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據統計，這是習近平主席繼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作出類似表態之后，第七次在重大國際場合就我國“碳達峰目標和碳中和愿景”所作的重要講話或致辭。這些重要論述不僅是對新時代我國全球氣候變化國際治理與合作領域決策部署的具體闡明，而且成為我國深化和拓展全球氣候變化學術研究的科學指南。由此，我們應當著重探討如何推進全球氣候變化理論與實踐中的四個“統一”。

第一，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目標相統一。中國對于全球氣候變化國際治理與合作的態度一直是積極的，并主動參與了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簽署以來的履約談判及其責任落實。總體來說，我們趨向于承擔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相匹配的國際義務和責任。比如，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九大報告分別指出，“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各自能力原則，同國際社會一道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落實減排承諾”。不僅如此，習近平主席先后于2014年11月和2020年9月代表我國政府提出了2030年左右碳排放達峰的減排目標和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愿景，并進一步凝練為“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高度概括性的重要表述。這為我國接下來40年左右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目標及其階段性實踐任務做出了“頂層設計”。相應地，2030年和2060年這兩個時間點分別表征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模式，以及由此所帶來的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關系的變革或轉型。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做到對二者的“通盤考慮”“互相證成”。一方面，要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長遠目標來統攝和規約諸如“十四五”時期的短期目標任務，也即大膽嘗試一些經濟技術上可能的制度與政策構想；另一方面，要把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作為十分重要的中期目標參照，來規劃安排全國節能減排制度創新、經濟能源技術結構綠化和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這就要求我們盡快實現碳排放達峰，然后逐漸走向凈減少，而在未來數十年內完成這一任務絕非易事。因此，習近平主席在致辭中特別強調，“實現這個目標，中國需要付出極其艱巨的努力”。

第二，國際與國內環境治理相統一。長期以來，人們大多將全球氣候變化應對作為一個國際治理與合作議題來理解或對待。這既是基于全球氣候變化表現及其影響的跨區域乃至全球性特征，也是基于世界各國國內外環境變化對該議題的一種回應。當然，前者作為一個事實具有很大程度的科學性，即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生態環境惡化都不太容易引致整個地球層面上的生態系統或自然環境的質性改變，而整個地球層面上的生態系統或自然環境的質性改變，也都不太會僅局限于影響某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然而，這種觀點容易使人們把它視為一種地球整體尺度上的而非生活空間尺度上的問題，進而很難感悟到或轉化為區域性乃至個體性的義務和責任。后者盡管出于各不相同的原因，但卻共同促成了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獨特架構，即以聯合國機構為樞紐的國際體制希望盡可能地擴展對于該議題的政策倡議與話語闡釋的主導權。

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實施，我們亟須把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這一“外部壓力”逐漸轉化為一種“內部動力”。以2016年《巴黎協定》簽署及其隨后的國內批準落實為標志，中國政府更加主動地致力于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在國際與國內層面的統一，突出表現在既把引領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維護地球生態安全、構筑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當作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也高度重視全球氣候變暖趨勢對我國生態系統質量與穩定性的影響。

第三，目標制定與規劃執行相統一。事實證明，無論對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還是某個政策議題領域來說，處理好目標制定與規劃落實之間的關系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從整體性、中長期戰略目標到議題性、短期目標任務的制定實施，是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制度表征與優勢，大到“兩個一百年”的跨世紀宏偉藍圖，小到“五年規劃”甚至年度性專題政策會議部署，集中體現的是黨和國家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生態文明建設等治國理政領域的統籌安排。黨中央2020年圍繞著“十四五”規劃編制建議而開展的向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征集意見建議活動，就充分彰顯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定的“堅持發揚民主、開門問策、集思廣益”的新時代特征。總體而言，經過新中國成立70多年、改革開放40多年的快速發展，黨和國家以及廣大干部群眾無論對于目標制定以及規劃執行本身的理解，還是參照執行各種形式目標、規劃的自覺性，都已經有了實質性提高。

我國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戰略目標，既是一個志存高遠、寓意深刻的重要論斷，也是基于各方面事實、綜合各方面因素而作出的科學研判。而決定其未來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就是對這一戰略目標的貫徹落實。對此，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要求，“降低碳排放強度，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積極參與和引領應對氣候變化等生態環保國際合作”，而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作為2021年的“八大任務”之一。可見，促進目標制定與規劃執行的統一，將是我國新時代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策略的重要著力點。

第四，理念創新與實踐行動相統一。長期以來，對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起引領作用的是面向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據此，世界各國所共享的、面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是所有國際社會成員的共同目標，也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家園”。為了達致這一共同目標，世界各國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就中國而言，我們既是這一共同目標的堅定支持者、維護者，也是這一共同目標的重要踐行者、貢獻者。這突出表現在，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國通過不斷加強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不僅超額完成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履約義務，并提升了《巴黎協定》框架下的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還實質性地改善了全國范圍內的生態環境整體質量，增強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而習近平主席關于“碳達峰目標和碳中和愿景”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在理念和實踐層面上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和更高的行動要求。在理念層面，習近平主席既闡發了促進“可持續發展”、推動“全球環境治理”、堅持“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發展“綠色經濟”、“推動疫情后世界經濟‘綠色復蘇’”等國際性理念話語，也提出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地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創性理念話語。而在實踐層面，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政府和人民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參與國際環境治理過程中的理念創新和實踐行動。比如，“中國將繼續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國將全面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國將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倡導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國這么做，是在用實際行動踐行多邊主義，為保護我們的共同家園、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等等。當然，無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框架下的“最低限度行動”目標的實現，還是真正開啟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視域下的“人類自我革命”，都需要國際社會“邁出決定性步伐”。而為了更好發揮中國的時代引領作用，既需要加強理念層面的開拓創新，也需要推動實踐層面的積極行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18ZDA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郇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