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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網上發表了一些個人對“野生動物”管理的觀點，我知道有許多人在質疑我的觀點，甚至質疑我的職業素養。我是一個做了三十多年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鐵桿”保護者，就在大家都在一片廝殺著要將“野生動物”產業趕盡殺絕，或者至少是將食用“野生動物”徹底埋葬時，我卻一反常態地要呼吁區別對待。對野生狀態下的野生動物要加強保護和管理，而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又是通過人工繁育得到的的“野生動物”應該規范程序、規范市場、合理利用。

一直有一種理想的向往，就是通過人工繁育的產品來滿足市場需求，斷了那些對野生種群“打主意”的借口。也許這是一種理想主義，就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先富去幫助后富”。而事實上是雖然也有先富帶動后富的例子，更多的是先富者對后富者的壓榨、盤剝和鄙視。經營利用人工繁育野生動物也是一樣的，不敢說有了人工繁育的就不會有人盜獵野生的了，相反，因為留了這一條口子，反倒給“洗白”野外獵捕提供了平臺。我不這樣認為，那都是管理的問題。法律上已經嚴令禁止吸毒販毒，但還是有毒品出現。法律禁止賣淫嫖娼，但每天次“掃黃”都還在有戰果。總有那些膽大妄為者去鋌而走險。

有人質疑說“你能告訴我哪種野生動物是因為有了人工繁育才沒有滅絕的？哪種野生動物因為有了人工繁育野外種群就擴大了？”對不起，這些問題我還真答不上來，因為這是兩個概念。人工繁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利用，絕大多數與種群重建無關。當然，大熊貓的人工繁育是為了恢復和擴大種群，只不過現在暫時還在做試驗。倒是為外交做了不小的貢獻。華南虎也吵吵了好多年要做野化放歸試驗，甚至吵到了南非，十多年過去了，現在也還沒有往野外放一只。越往后，也許越只是停留在吵吵的水平而已。那些人工繁育出來的個體已經在行為上和遺傳上都發生了一些改變，它們的遺傳記憶里面添加了太多人的幫助的信息，已經不再是野生種群應該具有的。糜鹿的重引入可以算是一個蒽的例子，至少目前算是成功的，種群在擴大，一方面是沒有了天敵，另一方面是因為強有力的保護，誰也沒有膽量去捕獵，它們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招搖過市。真就與原來的野生種群發生了質的變異。

真正的自然狀態下的野生動物的保護，就是靠加強就地保護，恢復和修復棲息地，讓它們自然去發展，保留住它們應有的野性。在今天這樣一個人類“無所不能”的時代，要實現野生動物長期存在的目的，靠的還是科學管理。

那么自然界中的野生動物應該怎么去管理？還是那句老話，在法律層面就一定要明晰什么是野生動物，區別對待自然狀態下的野生動物和人工繁育的動物。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兩種完全不同的管理措施和路徑。專業的事情讓專業去做，林業和草原部門管好真正的自然界中的野生動物，而生產和經營那些事兒讓生產部門去做。

生態是一個相對比較抽象的東西，沒有固定的界線，是公共產品。看不見摸不著，但是人人都需要，人人都離不開，都能感受的到。恰恰是這“公共”屬性，讓有界限概念者不重視，林業反而成了“非主流”部門。林業應該更類似于教育、衛生，類似于司法等等這樣一些部門的性質，不能以產業為主，因為在今天生態文明大背景下，它的功能和目標與產業的關聯度不大。當然，在建國初期，林業是國家建設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起到達，為經濟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今天，以生態文明建設為主，以生態建設為中心的林業應該更多的是為生態服務。一定要區分開，林草部門的屬性和任務，與農業完全不同。農業最大的屬性和任務是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提供豐富的農業產品，滿足市場的需求。而林草部門肩負的是生態建設任務。林業發展不能也不應該去比GDP，而應該是一項“公益事業”。在十四五期間，林業的主要任務應該從人工造林轉移到生態建設，轉移到野生動植物管理和生態修復。

雖然《野生動物保護法》進行過幾次修訂，最后一版是2016年才修改完成，但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仍然存在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對野生動物的概念不清晰，許多方面甚至法律缺位，或者難以執行。破壞野生動物的違法成本太低，而查處相關案件的管理成本太高。依法行政，法律是基礎，法律不科學，執行起來就困難重重。因此，要做好野生動物管理，修法是關鍵、是基礎。

什么都想管就什么都管不好，還是那句“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去做”，一定要做好野生動物管理的真正定位，做好明確分工。2016年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后，實際上仍未將“野生動物”這一概念說清楚，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提出的野生動物，是指國家重點保護和“三有”動物，仍然存在有法律真空，難道其它物種就不該依法管理？一定要等它變成了珍稀物種才去管理？沒有把野生動物和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區別開來，特別是各地也沒有出臺相關的配套政策，配套的法規和規章、規范，使得法律高懸卻難以執行。

比如野生動物資源的動態監測，法律上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操作層面上卻因為種種原因難依法辦理。一個調查結果要執行數年甚至近十年，這個結果難以真正支撐野生動物管理。還有野生動物的保護名錄的調整，按法律規定五年調整一次，但自1988年發布了野生動物保護名錄，期間最高法進行過一次針對麝的保護級別調整，但其它的物種名錄一直未調整，與實際情況大相庭徑。還有野生動物的肇事補償政策，法律上有規定，卻沒有真正執行，之所以有些地方引起人與野生動物的矛盾沖突，與肇事補償不落實有一定的關聯。

野生動物管理的職責在林草部門，要做好野生動物管理，就包括了對野生動物的資源動態監測、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野生動物國際貿易管理、野生動物的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人工繁育試驗、放歸與放生管理等常規工作。還有一個內容是最為關鍵的問題，就是棲息地的保護與生態修復。因為任何一種野生動物都離不開棲息地，棲息地的保護與修復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野生動物的生存涉及到水、食物和隱蔽等等方面的基礎條件，而這些條件都是靠棲息地來完成。野生動物不是一個個體，而是一個種群，既要保證個體的自然存在，不是人工投食的，又要保證種群內有基因交流的空間。

第二是要認清獵捕是野生動物數量減少最簡單、最直接的重要原因，而并不是物種瀕危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棲息地的喪失。有人會說，非洲的犀牛就是人工捕獵造成瀕危的。事實上是因為沒有了足夠的棲息地，不得不跟人類共有空間，受到人類不利的威脅所造成。當然，人為活動也是問題之一，人們破壞了植物，食草動物和雜食動物就會造成食物短缺。人們獵食食草動物，食肉動物就會沒有食物，環環相扣。華南虎的問題就是如此，因為山上的食草動物被大量捕獵，林地被開荒，使華南虎無以生存，跑進村莊獵食家禽家畜，甚至咬人，最后成了人人喊打的“害獸”。

第三是環境污染問題導致棲息地破壞。環境污染主要是指人為帶入的面源污染，一些激素、抗生素、農藥、化肥造成棲息地的水、土壤和食物改變。棲息地的改變不是說樹砍光了才叫改變，群落組成改變、微氣候改變、水和土壤pH值的改變都是棲息地改變的內容。當然，大自然有很強的修復能力，但當破壞超過了極限，這種修復也無能為力。一個物種可以影響30個以上的物種的生存，棲息地的改變影響的可能首先是昆蟲，而昆蟲會影響鳥類，鳥類又會影響到其他的動物。穿山甲就是這樣的例子，直接捕食穿山甲當然是穿山甲銳減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同時環境中大量的污染物，農藥、化肥、除草劑等使得穿山甲的食物變得稀缺，即使有食物，也讓這些食物多少帶來一些有毒的物質，這些有毒物質在穿山甲的體內聚集，使得穿山甲的繁殖受到嚴重的影響、導致疾病產生。還有環境中的激素也是疾病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因為病毒和細菌在激素的作用下很容易發生突變，而這種突變有可能就是致命的。

四是單一的人工植被造成了食物短缺。有些食物是季節性的豐富和季節性的短缺。因食物豐富而擴張，又因為食物的缺乏而滅亡。這樣的例子是非常多的，黃石公園里狼的案例、湖鱒魚的案例就是如此。有時候想象中的好事可能變成了壞事，想為環境提供更多的資源讓野生動物有更多的食物，但恰恰這種做法可能影響了自然的群落構成，讓這些豐富的食物變得不可取。就像許多的胖人實際上是營養不良。

第五是應該考慮人也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員。不必將人與動物在地理分布上截然分開，應讓他們保持著一種和諧的關系，保持一種安全的距離，這樣才是真正的生態。建立生態的網絡，將一個一個孤立的小的生態系統通過生態廊道的形式連接起來，形成生態網絡，是解決空間不足的有效辦法。這樣的例子在國際上也有。尼泊爾的森林覆蓋率也就不足57%，但是，網絡狀的生態環境給虎在全國活動提供了條件。

第六是要加強監測管理，監測能夠知道物種的活動變化情況。制定管理計劃，實時的調整保護管理措施，對野生動物資源量和發展趨勢要進行科學評估，種群過大的要進行人工干預，也就是適度的獵捕。因為現在很多地方自然界中處于食物鏈頂端的大型的食肉動物已經缺乏，造成單一種泛濫。要靠人工干預來控制發展速度，人工干預也是現代野生動物管理的重要內容，就要補上這個缺。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都有狩獵野生動物的活動，但是在搞清楚資源量和發展趨勢的情況下，有計劃的開展獵捕活動。因此，有人提議“堅決杜絕野生動物進入交易市場”，我覺得應該是“堅決杜絕野生動物及其產品非法的交易”，而合法的野生動物管理采取的獵捕的產品，是可以提供給市場的，但不能直接經營，所有收益除直接成本外，應全部上交國庫。畢竟野生動物資源也是一項珍貴的資源，只不過它有更深遠的生態價值，不能因為經濟價值而作為產業發展的方向。

在中央深化改革調整后，林業部門是明顯的“小馬拉大車”，管得更多，責任更大，但是權力更小，更被邊緣化。再則各部門沒有按照中央20條通知中的相關規定履職盡責，關于野生動物的市場監管、檢驗檢疫、網絡監管等等內容都做的不到位，而似乎都把目光盯著林業。

說到底，野生動物管理要有人去做，除了國家和省級機構外，真正執行的市（州）、縣級都缺乏專門的野生動物管理機構，缺乏專業人員和經費。人的問題不解決，一切都是空談。一直以來人們有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為野生動植物管理一不對GDP作貢獻，二不增加森林覆蓋率，只是林業中“涂脂抹粉”的事情。在資金安排時也得不到保障，讓管理部門的人既要做事，還要去找錢來做事。或者形成一種“有錢養兵，無錢打仗”的狀態。

任何事業要發展，人才是關鍵。就是因為沒有專業人員，也成了市場監管、檢驗檢疫不到位的借口。一邊是缺乏專業人員，一邊是專業院校畢業的學生找不到工作。有些地方對野生動物管理的技術支撐力量一直是“吃老本”，有關野生動物的科學研究一直走下坡路，野生動物管理人才出現嚴重斷層。

野生動物最重要的內容是管人，因為更多的問題都來自于與人有關的問題。野生動物保護管理不是僅靠體制內的工作人員就能夠做得完做得好的，還需要社會力量的參與，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共同來關心支持。要通過循序漸進、不厭其煩的宣傳，讓廣大民眾知道野生動物的存在價值，崇敬生態倫理，積極參與到野生動物保護中，出力不添亂，從自身做起，才能更好地做好野生動物保護。因此，宣傳教育也是野生動物管理中的重要一環。

通過這次疫情之后，把野生動物管理的責、權、利分清楚，完善內容和機構，落實人員和經費，野生動物才能更好地為生態文明建設服務。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