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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愛知目標”的第一個戰略目標，也是“昆明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次會議在日本愛知縣舉辦，會上通過了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略計劃》。這份文件包括五個戰略目標，統稱為“愛知目標”，第一個戰略目標是：采取法律和政策措施，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政府和社會工作的主流，從根本上消除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原因。

2021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第一階段會議在昆明召開，中國作為主席國，積極推動執行“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即“昆明目標”。昆明目標將“主流化”分解為八個目標，其中政府、企業和個人的目標如下。

第一，政府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目標是：將生物多樣性價值充分納入各級政府和所有經濟部門的政策、條例、規劃、發展進程、減貧戰略、會計和環境影響評估，確保所有活動和資金流動都符合生物多樣性價值。

第二，企業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目標是：所有企業（包括公營和私營、大、中、小企業）評估和報告從地方到全球對生物多樣性的依賴性和影響，并逐步減少至少一半的負面影響，增加正面影響，減少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企業風險，實現開采和生產實踐、資源和供應鏈以及使用和處置的完全可持續性。

第三，個人的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目標是：鼓勵并使人們能夠作出負責任的選擇，確保能夠獲得相關信息和替代品，同時考慮到文化偏好，將食物和其他材料的浪費和過度消費至少減少一半。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定義是：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到各級政府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及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管理等發展建設主流的過程。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最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措施之一。通過生物多樣性的主流化,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從而避免先破壞后保護，做到防患于未然，使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得以同步進行。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實現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由行政命令向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的轉變，可以從根本上解決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問題。

名詞：多樣性行動與多樣性主流化

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簡稱多樣性行動）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簡稱多樣性主流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差別：多樣性行動與多樣性主流化存在三個差別。

1.程度：多樣性行動是初始階段，多樣性主流化是成熟階段。

2.地位：多樣性行動是局部，多樣性主流化是總體。

3.作用：多樣性行動是措施，多樣性主流化是目的。

誤區：生物多樣性保護近期才受到重視，大家普遍將多樣性行動等同于多樣性保護的全部內涵，不了解《生物多樣性公約》對多樣性主流化的目標要求。

附：《多樣性保護的行動派》